孙策和周瑜是分别迎娶
桥公之女大桥和小桥
为妻吗？
“周瑜二十四岁就被孙策任命为‘建威中郎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也就在这一年，孙策和周瑜分别迎娶桥公之女大桥和小桥为妻，这就是苏东坡所谓‘小乔初嫁了’。”
——《品三国》（上）第4页
“据《三国志·周瑜传》及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孙策为自己和周瑜分别迎娶了江东美女大桥和小桥。当时孙策和周瑜都只有二十四岁，又都是成功人士，所以孙策对周瑜说，桥公这两个女儿虽然颠沛流离，但能够有我们两个人做老公，也还是很开心的事。这可以算是佳偶。”
——《品三国》（上）第170页
汉建安三年（198年），孙策夺取江东六郡后，欲取荆州，与周瑜率军西进，由庐江攻占皖城(今安徽潜山)，“时得桥公二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裴注《江表传》还称：“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
这是《
三国志》仅记的二桥事绩文字，加在一起也只有42个字。
就此寥寥内容，却为后人艳羡不已。
易中天先生应当也是据此说，或参自通常说法，说她俩是为孙策和周瑜分别迎娶的。
我不同意易之说，即他们都是战地鸳鸯，明媒正娶的妻子。
理由之一，孙策和周瑜是在攻下皖城后，方发现有此两美女的。她们也是凭“国色”而被孙、周作分配的，此处用“纳”，正如易先生所说，“娶妻娶德，纳妾纳色，是当时的常规观念”（《品三国》〈上〉第141页）。它似乎与易先生改用的“娶”含义有悖。两女也就是被随意收容的，说不上敲锣打鼓地“迎娶”。
理由之二，易先生说她俩是孙、周的妻子，那就是孙、周原先无妻，而是临阵招亲的；作为一军统帅和副帅竟如此草率，攻陷城镇，就色迷迷地讨女人，似乎极不合身份，与孙策“军令整肃”不符。
理由之三，农耕社会讲究门第，东汉亦是，桥公本非皖城望族，无官衔和名字。桥公，即今称“桥某”、“老桥”或“桥老”是也，当系普通民人。
理由之四，两汉时贵族官僚子弟，迟迟于二十四岁未娶正妻是罕有的，何况孙策是长子，周瑜亦早自立门庭呢？此说我在1995年专论就已提及，近读金性尧先生著作《三国谈心录》，亦有说“古人早婚，孙、周于二十五岁纳二乔时，不可能尚无正妻”。可谓不谋而同。
理由之五，孙策是孝子，非常尊重寡母，而其母吴夫人颇有见识，所谓“智略权谲”，是不可能让如此从事英雄大业的儿子任性娶一个平素不识的少女的。《
三国志》作者陈寿先生在《吴书·妃嫔传》作评时，即引用了《
周易》“正家而天下定”。当时孙策所以能驰骋江东而无家室之忧旁骛，他的母亲以及不见于史书的那位妻子是大有辛劳的。
如此而已。
可是孙策、周瑜终究是“纳”了两位桥小姐的。
我们从上述仅有两条引文的“时得”、“流离”，可见两位桥小姐只是长得美丽，容光焕发，被孙策、周瑜瓜分了的。“时得”说白了就是“当时获得的”；“流离”，此处易先生作“颠沛流离”，与“颠沛”连在一起，很像是说她俩穷困受挫，流离失所。这便不妥了。据缪钺先生《三国志选注·周瑜传》：“光彩焕发貌，这里有美丽漂亮之意。”（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此处意即她们乃是靠“国色”而为孙、周取之的，因而两姐妹的最高定位只能是妾媵而已。
孙策、周瑜早就有妻。
孙策纳桥大小姐时，已二十四岁。此后一年多些时候就死了，时在汉建安五年(200年)，见于史传，所遗有一子三女。如此数字亦足可佐证，他早有妻妾了。
农耕社会宣扬美色可餐，通常是把帝王将相的妃妾，甚至是没有名分的通房丫头，大捧特捧，供人欣赏、吟诗绘画的模特儿，而从不涉及正二八经、明媒正娶的妻子。如所谓“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以及绿珠之类。二桥亦是在唐宋之后才捧起来的。
曹操是为避免袁绍
“屠杀”带着白马人民
往西走的吗？
“曹操解救了白马以后，料定袁绍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扑，也一定会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屠杀。于是带着白马人民沿着黄河往西走（人们都知道刘备撤退的时候带着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这样的）。”
——《品三国》第86页
易中天先生说的是指在关羽斩颜良后、诛文丑前的一段史事。它见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
资治通鉴》文字同。
就是这样寥寥几个字。
这句话，按通常解说可以是：曹操于是解救了白马津的围困，将当地民众迁移，沿着黄河西走。黎东方《
细说三国》解说是曹操“解了白马津之围，救出刘延与刘延手下的兵，合起来，沿着当时黄河的南岸向西面走，一直走到延津县城之南，被袁绍的兵追上”。可以参照。我们从当时军事环境可知，曹操将民众转移，而自己“循河向西”，他是不可能带着民众，为自己背负着沉重大包袱的。在如此紧张的战争场面，竟能玩如此惊险的游戏法则，难以推理。所以本纪紧接“循河而西”四字后，是“绍于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阪下，使登垒望之”。此后就演出了一场打败文丑、刘备率领的骑兵之战。在这里，请问：“白马人民”如在一起，到哪里去了？
曹操不可能也不会“带着白马人民”。他也没有放弃白马津要塞，更不会为避免袁绍屠杀而拯救民众。这只是后世文人想象。但“徙其民”却是白纸黑字，记录于本本的。我意那是为争夺劳动力，盖此时人烟稀少，民众乃是物质生产的必要资本。曹操当时的力量比袁绍弱，必须先行一步。有关此故事，若干年后，曹操与蒋济有谈话，“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是时兵弱贼强，不徙必失之。’”（《三国志·魏书·蒋济传》）由是曹操趁机也将与袁绍冀州占领区接壤(甚至是冀边)的民众勒令南迁，避免为袁绍掠夺之。仅此而已。
当然，这次曹操移民，规模很小，极不显眼，移民史里也罕涉及，遑论三国战事，但可窥出战争地区的移民都是为掠夺劳动力。比如：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攻东吴，于濡须坞相持月余，在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前后，“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截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建兴元年(229年)，诸葛亮北伐，先胜后败，“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三国时期的很多次战争，并非仅是攻城略地，更多的是掠夺劳动力。曹操是，袁绍也懂得。所以当时白马周边的民众，如不为曹操掠夺、驱赶，袁绍也会如此动作。因此说是曹操为避免袁绍“屠杀”，像刘备撤退时候带着老百姓一样，实在让人有些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