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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瑜兄说我是随笔新秀，因为我过了六十岁才动笔，他的话不错。但“秀”字不要，不如换成“人”。新人者，新发表随笔的人也。但这并非说我在写文章前没读过别人的文章。文章还是读过一些。所以说句狂妄的话，自己虽写不出好文章，却还能品味文章的好坏。不少文章令我钦佩、惊喜、省悟、叫绝。但震撼我心灵的文章并不多。有的文章深深震撼我，是因为文章中人物的遭遇不能不打动良心未泯的人，而他们的遭遇又是很鲜见的，如张志新和顾准，一般人难以遇到。俞明先生写的都是他接触过的人，普通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我们每个人都熟悉他们，几乎都同他们接触过。但俞明先生视角独特，洞察深邃，以他们的坎坷经历为素材写出的散文却令我震撼，读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俞明先生对他写的人物十分熟悉，并参与过他们的生活，对他们在革命大潮中的沉浮的理解极为深刻。从中悟出悲凉的历史教训。《修斌醉酒》中的修斌是俞明的老熟人，出场时已是“国内高低压开关电器领域的权威”。修斌抗日胜利前夕入党，是个理想主义者，烟酒不沾，在宜兴、武进一带打游击。后因革命需要考入无锡江南大学，并任团委书记。解放后政治运动繁多，影响学生学习。修斌在支部会上发言，认为不能无休止地开毫无意义的会，应当动员党员带头学习，为建设祖国学好本领，并声明，如支部不采纳他的意见，以后便不参加支部会。这种不合时宜的惊人之语，弄得支部不知所措，只好上报市委。市委书记听了勃然大怒，竟有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党员，决定亲自找他谈话。修斌做惯地下工作，不懂得下级不能同上级争论的浅显道理，不明白思想这东西也讲资格，同书记辩论起来，结果被开除出党。市委书记责令支部组织委员向其宣布。组织委员立场坚定，本领高强，处理区区小事，游刃有余。修斌平静地接受处分，只保留自己的看法。开除党籍后他考上南京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分配到东北电业管理局，后调至中央水电部。供应水电部的产品都由他最后把关。他开始喝酒是因初到东北气候寒冷，需要暖暖身子。后参加各地鉴定会，接待方必好酒款待，渐渐上瘾。十年浩劫过得比别人轻松，因为档案里没有无锡的材料，不过是个反动权威，又是搞科技的，自然从轻发落。四十年后他到苏州看望作者，俞明问他想不想恢复党籍，他恢复党籍不会遇到阻力，因为宣布开除修斌党籍的人现任某市委书记。黑暗年代由他介绍入党的人到了光明年代宣布开除他出党，到了更光明的年代宣布开除他党籍的人又恢复他的党籍。四十年前修斌的意见并不错，只是超前了，四十年后证明宣布开除他党籍是错误的。修斌一直保持着自己真诚耿直的品格，为人正直，做事认真。这种人是金钱收买不了的，权势威吓不倒的。“文革”后开始发展经济时修斌是个宝，到处请他指导。到九十年代经济发展有了新招术：与其请技术专家不如引进外资，修斌的一腔热血屡遭冷遇。八十年代昆山副市长谬托同乡，到修斌家登门拜访，恳请他到家乡指导，但到1991年修斌践约时副市长反而不见他了。修斌仍诚恳地提出发展生产方面的意见，并叫陪同人员记下来，他竟感觉不到陪同人员在敷衍他，给同他一起来的俞明等人一点面子。修斌照旧酗酒，终因酒精中毒突发心脏病而死。修斌的酒杯中是否有破灭的悲凉，失望的痛苦，被欺骗的悔恨，其中哪种分量最重，又有谁说得清?但我想修斌这样的人我们大家都遇见过。
       《招手》是俞明的一篇力作，写了三次招手：反革命在招手，新生活在招手，死神在招手。具有诗人气质的共产党员许君鲸便在三次招手下走完自己的一生。
       “招手”典出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一段按语中最后的一句话：“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招手的对象便是“苏州一同志”许君鲸。老许是何许人?他是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检查员，1947年入党的科级干部。他的生命一旦被革命烈火点燃便熊熊燃烧，像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没日没夜地工作。他觉得自己赶上好时代，非得讴歌不可。于是他在工作之余构思长诗《祖国颂》。1951年写好后寄给懂行的文艺界朋友欧阳庄指正，欧阳庄又把长诗转给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胡风读了很欣赏，欧阳庄把胡风的评语告诉老许，老许听了十分高兴，着力修改长诗。不料1955年胡风成了反革命集团头子，毛泽东在按语中写了上面那句话。毛泽东的话的分量无人不知，下面为了自保，不问被招手的人是否招过去了，便按被招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处理了。老许立即被关押，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后来饿得活不下去了，才被送回苏州天平果园劳动。俞明有一段极富感染力的描述。“四人帮”粉碎后他同几位同志驱车到天平看红叶：
       千年红枫在夏天落叶后，长出了新叶，山区的凉意把它们冻得鲜红鲜红，在阳光下发出眩目的色彩，成片的银杏树叶黄得发亮，在风中簌簌飞舞，云一般飘荡在色彩缤纷的世界中，我们正在尽情欣赏，车子拐到果园，空气中弥漫着橘子香气 ，……快出果园时，路旁突然出现一个正在耕地的人，披着一件灰棉袄，伛偻着身子专注地在松土。就是这个穿灰棉袄的人，使我们突然感到从花团锦簇的天地一下子进入到一个孤寂的了无生气的世界。
       情感变化太大了。那人便是“苏州一同志”老许。老许没有判刑，所以没有刑期，不明不白地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强迫劳动了25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高领导的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悲的是不仅老许一个人遭到噩运，很多的人都遭到过类似的噩运。俞明问道：“究竟为什么，要把一个乃至无数个忠心耿耿的人推向反面呢?”其实他的散文提的都是这个问题，并部分地回答了。其余的部分就有待读者自己思考了。
       1979年老许平反了，并被分配到市博物馆。他的心开始溶化，有了建立家庭的朦胧愿望。特别是在遇到善良纯朴的妇女小张以后。小张文化水平不高，但她身上的中国劳动妇女的美德逐渐改变了老许的生活。正当老许准备建立家庭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胃癌，那是多年非人的劳动生活所造成的。他不愿成为小张一家的累赘，上吊自杀了。一个信仰坚定、热情似火的共产党员，革命成功后却没能为建设国家做出贡献，因最高按语中的一句话，最终悬梁自尽。老许悲惨结局的感人力量，不下于张志新烈士的壮烈牺牲，因为他这样的人比张志新多得多，所以比张志新更有典型性。
       《认命》是一篇凄婉的散文，风格近似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怨而不怒。孙观芳是心地善良的苏州姑娘，因祖父做过驻日公使便被排除革命队伍之外。尽管她一心改造自己，但仍无法改掉自己的原罪。她依旧保持善良的本性，至死不变。她以微薄的收入，用祖传的秘方配药救人。她这样做毫无功利主义目的，仿佛不能不这样做似的。《认命》是对中国普通劳动妇女的赞歌，也是对流行多年的原罪论的严厉谴责。我们谁没遇到过因家庭成分不好不能报考大学、找不到工作、不能留在城市、不准革命的苦命的同胞呢?
       《老严的最后一段日子》写的虽然是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坎坷一生，也具有普遍意义，千百万在敌人后方为建立新中国而战斗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都有过同老严类似的遭遇和同样的表现。不然便不会有声势浩大的“抓叛徒”运动了。后来抓叛徒变成一股政治力量打击另一股政治力量的手段。真正的叛徒抓出几个?被诬陷为叛徒的人有多少?
       老严在战斗中被俘押往南京战俘营。战俘营里大队长以下的职务全由俘虏自己担任。老严那时还是小严呢，担任了文书。解放后担任过队长的人在省里当厅长，小严却戴着叛徒的帽子，1957年又凭空加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多年的改造使老严丧失申冤的勇气，像大多数他那样的人一样，只会低头认罪。小严在监狱中，母亲探监时，出于怜悯，让母亲给关在另一监狱中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周县长送棉垫棉被棉衣外加二十元银洋，周县长才得以过冬。老县长对小严十分感激，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叫小严。老县长后来嘱咐儿女，小严是他救命恩人，一定要找到小严，并代他报答。可到哪儿去找一个不知名字的人呢?
       到了平反冤假错案时期，老严却因地位卑下，排不上号。况且处理老严错案的人不理解俘虏营的情况，迟迟不予平反。案卷转到昆山，又遇到当年系铃如今却不肯解铃的人，拖了不少时间才算摘掉叛徒的帽子，但还留了条“有失节行为”的尾巴。但老严已很满意，便带着这条尾巴退休了。
       周县长的儿子是位将军，离休后军区为他在苏州造了一所房子，在此安度晚年。周将军知道有位小严是父亲救命恩人，一直在寻找。一次党史办宴请老同志们，周将军和老严都参加了。老严喝多了酒，才讲出他给周县长送棉衣棉被的事。周将军听了大为激动，老严的命运也有了转机。工资从20级升到17级，退休改为离休。但不久老严便生病住院，医院没把他这小干部当回事儿，发生了医疗事故。死前老严对儿子说：“这是一起医疗事故，你要设法调查清楚，讨个说法。”这大概是老严惟一一次鼓足勇气对错误要求讨个说法。以前他对任何错误都不敢抗争，只会逆来顺受。这不能都怪老严，现实把他折磨成这样。如果没遇到周将军，他是不是还留条尾巴呢?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同志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舌剑唇枪，而在自己人面前对诽谤、诬蔑等不实之辞却只能认罪伏罪呢?老严自己说：“只允许你认罪，辩白是不听的，听了也不信。”这种不让人辩白、不听人辩白的做法由来已久，长期得不到纠正。是游击习气中的长官意志作祟，还是不懂法制惯用人治的结果，抑或是从苏联学来的?然而这种做法制造出多少冤魂啊。
       《博士洗澡》写著名化学家吴懋仪女士，哈佛大学博士，回国执教。在美国生活多年自然养成美国某些生活习惯，比如爱洗澡。爱洗澡并非坏事，今天很多人天天洗。但在五十年代卫生条件差，爱洗澡便在没有卫生习惯人的眼里变成新奇事了。吴博士讲穿着，讲礼仪，更让周围人看不惯。但人们却看不到她对科学的执着，对教学的认真。后来吴博士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行走不便，只能在家里看书。“文革”期间她便在家里挨斗，惨状难以描述。洗澡当然成为难以实现的梦想了。临终前吴博士希望把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作解剖用，因为除自己的身体她一无所有了。
       吴博士的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她死得更惨的知识分子还很多。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是一种稀松平常的事，没人会感到惊讶。可怕就可怕在稀松平常上。
       俞明先生还写了其他人物，都写得有深度，我称为革命时代众生相。但愿后代能了解他们苦难的经历，悲惨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不能再重复了。
       真的能不再重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