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语出《诗·大雅》；“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则是“子曰”。几千年来，“柔远”、“怀柔”成为中国统治者理想的驭外、安抚四方狄、夷之术。不过何为“柔远”或“怀柔”，则圣人语焉不详，于是后世帝王对“九夷八蛮”或抚或剿、或和或战都统称“柔远”或“怀柔”，因中国是“礼仪教化之邦”，所以对狄夷的抚剿和战都是“宣我圣教”，“布我德威”。更广泛说，因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其他都是蛮夷之邦，因此彼此所有关系在时人眼中都只能是华夏的“柔远”，而无所谓“中外关系”。
这样，近人王之春以编年体形式综述清代自顺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三年(1874)间中外交涉和与边远少数民族关系的史书，就理所当然地名之为《国朝柔远记》(亦名为《清朝柔远记》)。王之春，字爵棠，亦作芍棠，湖南清泉(今衡阳)人，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生。他早年入彭玉麟幕，后曾随曾国藩、李鸿章等转战各地，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受到称赞和重用，历任浙江、广东按察使，湖北、四川布政使，山西、安徽、广西巡抚等职。这种经历不能不使他对“夷务”(后称“洋务”)格外关心留意，大约于光绪五年(1879)撰成《国朝柔远记》。他在“自序”中坦承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俾颠末尽窥，得失互证，冀以默消夫隐患，实有难已之苦衷。欲使善于约束羁縻，或有裨于久安长治也夫!”然而其完整的刻本迟至光绪十七年(1891)后才问世，据他自己说本意“不过自备遗忘，未敢问世。而索阅者多，苦不暇给，遂付手民，以代钞胥。”全书共十九卷，跨度二百三十年，但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同治十三年(1874)虽才五十五年，却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可见这五十五年间的“柔远”远胜于以前的一百九十五年。不过问题便由此而来：在前一百九十余年间，“天朝于外藩，恭顺则抚恤之，鸱张则罚灭之”，在理论上“抚恤”与“罚灭”都可说是“柔远”；而后五十余年确是国势凌夷，列强侵逼，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有这些如何能说是“国朝”的“柔远”呢?对此，书前彭玉麟、谭钧培、卫荣光、俞樾、李元度等人所作之“叙”却有详细的分说，读来饶有趣味。
彭玉麟为湘军勇将，他在“叙”中说：“求一至善不易之经，则非‘柔’不为功。且夫‘柔’之云者，非我之自处于柔也，道在顺其归附之心，而孚之以诚信，则柔者益柔，所谓‘燮友柔克’也。化其犷悍桀黠之习，而迪之以中庸，则不柔者亦柔，所谓‘高明柔克’也”。而“今观此编，穆然仰见列祖神宗声教四讫”，不禁盛赞“盖自文、武以后，柔远之政未有若是之尽美尽善，可以行久远而无弊者。”不过，他还只是泛泛而论，并未细述为何“国朝”，尤其是遭受列强侵凌以来的柔远之政是超过文、武以后的“尽善尽美”之政。
对此，曾任云南巡抚的谭钧培在“叙”中则明确说道：“尝谓‘惟圣知几，亦惟圣因天’。天之欲合四海为一家也，几早见于康乾之世。几见而先觉者，我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也。因天而弗违者，我文宗显皇帝也。”也就是说，列强侵凌的实质是“天之欲合四海为一家”，康熙、乾隆时期“天下承平”的中西交通只是这种“四海一家”的“几见先觉”，而外患日甚的咸丰(文宗)时期却是“因天而弗违”。道咸之间虽然海氛日炽，但“于此时果能极深研几，以承天贶，所谓‘柔远人，四方归之’，盛业不可以是编为左券之操也哉?”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闭关状态，使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面对此一局面，曾任江苏巡抚的卫荣光则从“历史”中寻找根据：“夫闭关绝俗之说，无论在今日为迂谈也，即质之三代盛王，亦岂狷然自好，划堂奥而守之，谓聊固吾圉云尔哉?《禹贡》纪要荒，《周官》有职方氏之掌，明堂之位，九夷八蛮，如在幕庭。”显然，今日的列强就是昔日的“九夷八蛮”，“故凡含生负气之属，梯山航海，翕然麇至，固时势为之，不得不然者，亦列祖列宗声教所讫，非偶然也。诚务修其德政，则四海犹一家，如天君泰而百体从令。”
俞樾是晚清著名学者，他认为这些书意义深远，因为“凡所以控御八荒、怀柔万国者皆在焉”，读后不禁“喟然而叹曰：天之所以宏覆无外，而我国家所以长驾远驭、陶六合为一家者，其将在此乎!”他更是断言当今世界分为五大洲即印证了中国上古的“大九州”之说：“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自神农以上有九大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於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是说也，儒者或未之深信。及佛氏之书出，而四大部洲之说兴，更为儒者所不道。乃自泰西诸国通中夏，则海外五大洲……固皆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通矣。以是推之佛氏四大部洲可信，而神农以上大九州亦可信。”但推出上古的“九大州”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说明“神农以上君临九大州者，皆吾中国圣人，而四夷无与焉。”即在神农以上，世界/天下是由中国统治的。自神农以后，天下分裂，“中国”只是神州内的小九州。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远人来欢，视道如咫，此盖分而复合之征。意者，吾中国有大圣人，将合大九州而君之，以复神农以上之旧乎?”泰西各国的“长技”是心计奇巧，器械精良，却倚此凌犯华夏，殊不知“治天下有本有末”，西人的“长技”只是“末技”，“若夫其本，是固在我中国矣。”西方的侵华却又为世界/天下提供了“反其本”的良机，“如此者，在孟子时不过朝秦楚、莅中国，而在今日则虽统大九州而为之君，不难矣。”他竟极为乐观地认为这部“柔远记”便是这种重新“大一统”的先兆：“复神农以前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五万里之盛轨，此一编也，非其嚆矢乎?”
所谓“本”，自然是指孔孟之道。曾入曾国藩幕，后任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等职的李元度写道：“尧舜孔孟之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繇以不敝者也。”因此，中国现虽遭西方诸国侵略，但“不特彼教不能夺吾尧舜孔孟之席，且深幸尧舜孔孟之教将盛行于彼都，而特自今日始。”因为上古时代泰西诸国“不通中国，又相去数万里，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故不知有圣人，未得闻其教耳。”他把洋人的特性概括为残忍、机巧、强梁、阴险、狡猾、忘本、黩武、专利、奢侈、忌刻，这十大特性条条都深犯“天忌”。但天心仁爱，圣人有教无类，要以孝悌忠信“自中国以施蛮貊”，而今天西方列强侵华恰是“天诱其衷，以互市故，朋游于中土，而渐近吾礼义之教，自然幡然大变其俗，尚何虑其夺吾尧舜孔孟之席哉?”所以“为洋人计，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亦断难必其有终，故惟幡然改从尧舜孔孟之教，然后不失乎人之性，而无犯造物之所忌。”他亦坚信：“吾知百年内外，尽地球九万里，皆当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共必在我朝之圣人无疑矣!”
经过如此这般的一番分说，明明是一部充满屈辱的“被揉”的中国近代史，反却成了一部“国朝”“柔远”的丰功伟业记。若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最终要用中国文化来实行“全球化”，确实妙不可言。
可以看出，这种阿Q式妙论之所以能够成立，是以“华夏中心”的“天下”观为基础的。有趣的是，虽经百余年历史剧变，此种思想不仅香火不绝，而且近年尤炽。现在有人一方面置史实于不顾，否认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中，有只有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是礼仪之邦、其他邦国都是狄夷蛮貊，有待我“天朝”教化(拯救)的强烈的民族道德优越论。另一方面，他们实际又承继这种民族道德优越论，提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够救世界，现在要由中国来为世界制定规则，来“为万世开太平”。凡此种种，与以上诸公世界将“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其必在我朝之圣人”，“统大九州而为之君”的种种高论如出一辙。
这种老调重弹是可笑，还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