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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天，美国亚洲基金会安排我们五位同事在美国本土作了一个月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研究。在新泽西拉格斯大学，美国同行在交流时给我们开的第一个书单的头一份读物便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1995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独自保龄》(Bowling Alone)。这篇学术论文在极短的时间里产生畅销小说才可能有的效应，引起美欧学界广泛争论。时隔五年，帕特南将这篇文章拓展成541页的专著由纽约西蒙舒斯特公司出版，并且加了个副标题《美国社区的兴衰》(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玛格丽特·塔尔伯特为此在6月25日《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书评《谁愿成为会员?》，简陈帕氏学说种种，并且略加评论。
       《独自保龄》的作者帕特南认为美国人不像50年代那样热心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了，不只是投票的人少了，自60年代后，基层政治活动积极性减少了，连一起打保龄球的人也少了。传统的“好人好事”组织的成员数在下降，公民间的非正式联系在减少；美国人变得越来越老死不相往来，越来越愤世嫉俗，越来越远离市民社会的生活，越来越脱离社会网络。帕特南举的例子很能引起美国公众的共鸣：打保龄球。他说美国人仍在打保龄球，但不像三十年前那样集体出动。现在美国人都是孤独的保龄球手，打得再好也没有人鼓掌，送啤酒。
       《独自保龄》一文发表数月即引起广泛注意并赢得广泛赞同。美国右翼知识分子(如帕特南)和政客强调个人积极性甚于政府行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响应他的号召，认为应该复兴基层群众运动。不偏不倚的读者则响应他文章 中所涉及的美国社会通病——感觉美国是出了点问题，比如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相信自己的社会不如以前道德水准高了，也不如以前诚实了。……《人物》杂志在采访帕特南时反复问他的东西就包括他自己在社会公德方面的一贯表现。克林顿总统还把他请到戴维营谈这方面的问题。
       帕特南之所以把论文拓展成一本书，主要是回答对他的看法提出质疑的人。“许多人声称自己仍是各种组织的‘成员’”，帕特南写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在社区组织里呆多少时间了。——我们不再做社区工作，不再任职，不再参加集会了。”帕特南以为美国的教育尽管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能、资源，但却未能提高市民的参政热情。新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人非正式聚会的机会也少了。70年代，美国人在家招待客人年均14次，而现在只有8次。虽然表面看来1960年到1995年间，美国人均慈善捐款翻了一番，但美国人的收入和开销却不只翻了一番。与收入相比，慈善捐款反倒减了。有一半美国人声称自己从事着志愿工作，但在帕特南看来这大抵是“一帮一，一对红”性质的，并不能加强公民间的多重联系，因而也就不能构成他所谓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总之，那种既不是政府鼓动，也不属于市场刺激的“市民生活”被削弱了，让美国人提起50年代便怀旧。
       塔尔伯特以为帕特南的理由仍不充分。尽管旧形式的社区生活不复依然，但美国人仍在参与国事。她举的例子是因特网上的社会，人们仍在按爱好和思想倾向结社集会。另外，美国人仍在为请愿、政党、选举之类的活动做志愿工作，只是参加投票的人少了。她怀疑帕特南的“药方”也未必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帕特南看来，不同的社会资本是相互加强社会有益力量的。人们越积极参加活动，就越有社区团结精神。塔尔伯特则认为有些社会资本并不加强社会有益力量倒反而加强有害力量，比如3K党的集会等。塔氏的文章后半部分太有针对性，讲的全是美国人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兹不一一。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不得不交待一下：国内前几年在学界虽然对“市民社会”问题做过些研究，但因脱离现实，并未深入。迄今为止，civil society 该译成“公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还是别的什么，尚无定论。国内学人理解的“市民社会”与欧美传统概念略有出入，所以很难遵循某种定义。假如一定要类比的话，“市民社会”应该与“自治”较接近。一个社会如美国假使没有自治的传统，恐怕无从谈起“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概念的渊源，要到卢梭的著作里去找；近人的则要去哈贝马斯的著作里去找。总之，千万别以为去咖啡馆酒吧找人聊聊天就算是参与“市民社会”活动了，这就好像在班委会上把班长臭骂一通就算“民主”了一样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