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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兰·巴特撰写《批评与真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为了答复索尔邦大学皮卡尔教授的指责。1963年巴特出版了《论拉辛》，这部书是由关于拉辛的三篇论文组成，它的意图是要倡导一种“有意封闭的分析”，避免从作品推导出作者或者从作者推导出作品。巴特试图通过分析描述拉辛的悲剧世界，但不参考任何关于这个世界的来源(如历史的传记的来源等)。《论拉辛》的发表为巴特赢得了一片喝彩，但也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反对者的中坚就是当时代表学院传统批评的皮卡尔。皮卡尔认为，攻击大学是先锋派的惯用伎俩，而巴特正是先锋派的典型代表，皮卡尔撰写了《新批评还是新欺骗》对以巴特为代表的“新批评”予以迎头痛击。
       今天看《批评与真实》，我们对法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这场论争的具体背景、对争论中的某些具体细节并不感到多少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巴特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的理论主张。毫无疑问，这些主张对艺术创作实践，特别是对现代艺术批评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批评与真实》在结构上呈现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传统批评作整体的分析批判，第二部分重在正面阐述“新批评”的基本理念。
       在第一部分中，巴特指出，传统批评长期被人们接受、它能够成为“传统”，是因为它所构筑的基本模式长久以来已被人们认同，人们在文化上养成的某种习性是传统塑造的。巴特认为，从传统来看某种真实的东西其实应该是“拟真”，这种“拟真”是历史、圣贤、大众和舆论等积淀于人类精神的结果。“拟真”喜欢许多“事实”，把它们纳入规范性与惯例之中。如果有人想从历史或科学的角度对这些“事实”进行探讨，这种对“拟真”的挑战往往会被视为“反常”的行为，甚至会被当作“病态”、“荒唐”、“疯狂”的举动。
       那么构成传统批评模式有哪些基本元素呢?巴特指出了四种基本元素。第一个是“客观性”。批评不是无的放矢，批评者不应胡言乱语，放任自流，批评应具有客观性，这些不绝于耳的论调构成了传统批评不言自明的前提。但对传统批评是自明的东西，巴特偏偏提出质疑：究竟什么是传统批评所标榜的客观性呢?仔细检察一番，可以发现，原来在不同时代，人们不断地给“客观性”下不同的定义。昔日人们用理性、本质充当客观性的内涵，昨天人们又用作者的生平、体裁的法规作为客观性的依据，今天人们又提出新的标准，用语言的准确性、用“心理统一的蕴涵”来规定客观性。在巴特看来，这些定义没有一个是真正“客观”的。譬如以“语言的准确性”为例：对文学作品语言含义究竟怎样理解才算是准确的呢?文学语言本身具有多义性、象征性，我们用哪种辞典去核对文学语言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并判断它们是准确的呢?辞典这类工具书只能帮助我们确定文学语言的表面含义，问题是，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读者当然有权利在文字的表面意义外读到与字面意义无违的其它意义，对这些意义的寻找和确定就不是辞典等工具书所能做到的了。传统批评宣称要保持词的意义，认为词只有一个意义，即正确之义。巴特认为，坚持这一原则必然导致语言只有一种肯定性，就是其庸俗性。文学语言一旦庸俗化，生命就变得哑口无言了，人生的平庸也就无法揭露。当一切都是死水一潭时，文学作品的存在就失去意义了。
       巴特指出的传统批评第二个基本元素是“品味”。品味是一种判断，一种合乎传统道德和美学的判断；从另一方面讲，品味意味着种种禁令。巴特一针见血地说，“品味其实就是不准说话”。譬如，按照传统批评的品味，从性的角度谈论人物被认为是过分的，甚至想象一下古典英雄有无性器官就构成了一种冒犯。特别是精神分析把性的分析扩展到像拉辛这样“明确清楚”的古典诗人身上，就更令人不能容忍。传统不愿客观地、如实地对待一切，它通过“品味”树立和维护自己的价值标准，清晰地划定自己的精神王国疆界，通过“品味”对敢于挑战和冒犯传统的各种行为进行回击。
       传统批评的第三个基本元素是“语言的明晰性”。巴特指出，语言的明晰性作为传统批评“拟真”的一项基本元素在法国源于它的特殊历史。明晰性的法语“原是一种政治性的语言”，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的上层阶级，在特殊意识形态的宣扬下，将这一特点夸大为普遍性的语言特征，传统批评借此把某些不受欢迎的词汇宣布为“病态”，或干脆判处死刑。为了说明传统批评对待语言的态度，巴特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巴布亚人的语言本来就很贫乏，但他们的语汇仍在不断减少。因为凡是有人死去，他们就减去几个词作为守丧的标记。在这方面传统批评与巴布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不同仅在于：传统批评的守丧特征不是让一些已有的词死去，而是不让新词诞生。对语言的变化采取嘲讽和惊恐的态度，这反映出传统批评只能用一种方式进行写作，更进一步说，传统批评只能用固有的方式进行思考。巴特认为书写就是思考，也就是对世界进行编码和组织。要求一个不想重新思考的人去重新书写是不可能的。把明晰性夸大为语言的普遍特性不仅仅是一种保守做法，它实际上是维护和捍卫旧世界的一种方式。
       传统批评的第四个特征是所谓“示说无能”。传统文学观总是强调文学就是文学，研究文学就是要把握住文学的特质。在这一观念主导下，面对作品，人们好像无形中被束缚住了手脚，不能感知和支配象征，不能体验意义的共存现象。巴特认为，传统文学观引导人们追求文学特性的结果，就是仅仅承认作品字面意义的专权，没有认识到文学的暗示和象征的权利。这使传统批评在解释作品时好像一个患了失语症的人一样，只能述说作品的表面意义，无法讲出作品的深层和多样化的意义。而“新批评”就是要改变字面意义排挤象征意义这种独裁的贫乏状况。在巴特看来，作品意义既是字面的，也是全面的。《论拉辛》就不是依据文字的表面意义进行分析，而“完全是依附某种象征性的逻辑”对作品的解释。传统批评把字面意义看成是“绝对王国”，对作品的象征意义视而不见，这种“示说无能”表明了传统批评想通过赋予作品某种权威、标准的意义，垄断对作品的解释，从而给现实蒙上一层固定的面纱，达到使现实秩序稳固化、永久化的目的。
       巴特通过对传统批评“拟真”条件的分析，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文学批评根本不像传统批评所标榜的那样是什么科学，任何批评都建立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在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下，批评会把在某些特殊社会、特殊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构筑自己的基本元素说成是超越历史和社会的，把它们当作批评本身天然自明的条件。实际上文学批评是由那庞大的、历史引发的各种文学制度决定的。一旦历史发生变化，各种文学制度也会发生变化，批评随之就会发生变化。传统批评所追求的“客观性”、“语言的明晰性”都只是一定意识形态渲染的“假象”。
       巴特对传统批评的分析是建立在他的文学理念基础上的，在《批评与真实》的第二部分，巴特对自己的文学理念作了正面阐述，这一阐述是紧紧围绕着语言这条线索展开的。
       巴特指出，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语言分类更重要了。“改变分类，变化语言，就是一场革命。”法国的古典主义在两个世纪中以其书写的分离性、阶层性及稳定性巩固了整个社会秩序，而浪漫主义革命要做的就是扰乱、打破这种语言分类，改变语言(即打破原有的语言界限，产生新的术语，赋予语言新的含义等)不仅是社会革命的先兆，而且是改变旧世界、建立新秩序的重要内容。
       在传统文学结构中，作家与评论家各就其位，他们的职能泾渭分明。作家创作，提供文学作品，评论家评论，提供批评文本，他们采用的是两种十分不同的语言。而在“新批评”的眼中，作家与批评家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巴特认为，现在是评论家开始向作家靠拢，由此造成“评论的普遍危机”。严格说来，现在不再有什么批评家和作家的存在，只剩下书写本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是因为作家也好，评论家也好，他们处于同样的境遇，都应以体验语言的深度、以对语言的自觉性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语言对于他们成了共同的问题。巴特指出，自从发现语言的象征性起，评论的普遍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传统批评把语言当作工具或装饰来使用，而“新批评”把言语当作符号，视为真实，因而不单是文学作品，就是批评的语言也具有象征性。
       语言具有多元的意义，这是一个平凡的事实。把语言的意义视为多元的，原来封闭的作品就转化为开放的了，如此一来，作品的意义就在不断变化中，它不再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一个“人类学事实”，即任何历史都不可能完全表达作品的意义，作品的意义在时间的任何一个点上都不可能完全凝固。巴特指出，作品的多元意义并不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人们的不同阅读视角引起的，也不是因为读者的阅读能力有限造成的，而是作品结构本身使然。文学语言具有象征性，而象征就意味着意义的多元性。
       语言的象征自由在欧洲的中世纪曾得到认可，并且以某种方式符码化了。但在17世纪以来的古典社会中，象征却被忽视了，这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巴特指出，文学作品永远超越一个社会，具有永恒性。文学作品的永恒性不是它把唯一的意义加诸不同的个体身上，而是它为唯一的人提供了不同的意义。作品之能为唯一的人提供不同的意义，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时不仅能把握作品的字面意义，而且能够感受到“超越文本的某个东西”。如果作品的语言只有一个意义，即由辞典规定的意义，如果作品的象征意义没有扰乱或解放“语言字面意义的那种确定性”，那就无异于取消了文学。巴特说，欣赏的规则不是字面意义的规则，而是暗喻的规则，暗喻的规则不是要减少语言的模糊性，相反，它必须尊重这种模糊性，并且理解它。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实用语言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它与文学语言所具有的多元意义的模糊性还有区别。对待实用语言，人们可以凭借其出现的特定语境而减少误解，其模糊性可以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在特定的行为语汇中得到消除。但文学语言的模糊性不受任何语境的环绕、提示、保护和操纵，任何现实人生都不能告诉我们作品应有的意义。这就是说，文学作品虽然总在讲述某种东西，但它的不确定性是绝对纯粹的；文学作品语言虽然不能完全脱离字面意义，但它总是允许作多层意义的阐释。在阅读时，作品加上某个读者的具体语境可以减少模糊性，但每个读者的具体语境是不断变化的，它“虽构成作品，但并不让我们找到作品”。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语言问题，批评的对象变成了语言本身。正如巴特所说，“对语言进行批评，那就是文学本身。”
       鉴于对文学语言的上述理解，巴特指出，如果文学科学能够存在的话，它的目的就不是以一种意义加诸作品而排除其它意义，必须摆脱传统的陈旧观念，即认为文学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作品的确切意义。文学科学不应是关于内容的科学，而是关于某种内容状况的科学，它感兴趣的是生成意义的变异，它不诠释某一具体意义，而是描述象征多方面的功能。总之，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某种实义而是“负载着一切的虚义”。巴特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生成模式来阐明这一问题：语言学家不可能掌握所有句子，为了解释无限语句的生成，语言学家只好建立一个假设的描写模式。文学科学应从语言学的这一生成模式得到启示，文学科学的目的不是要说明和确定某一意义，而是要说明某一意义为什么会被接纳。语言学的任务不是描述某一句子的意义，而是阐释某一句子的合乎语法性。同样，文学科学的任务也不是确定作品的某一具体意义，而是描述这一具体意义的可接受性。
       传统文学观认为，把握作品的意义需要联系到作者，既然作品是作者创造的，作品具有什么意义，当然关乎到作者的意向。但巴特认为，文学科学要牺牲的就是作者本人。只有抹掉了作者本人，完成使作者虚化，读者才可能真正关注作品。只有拒绝以死者来证实作品，我们才抓到真实。作品的不同内容比作者的署名更重要，巴特拒绝作者的目的是要防止作品的意义被僵化和垄断，在他看来，作者与作品充其量只是分析的起点，分析的终极目的应该是语言。
       对语言的强调最终导致巴特对批评的重新定位。巴特明确指出，批评并非科学，科学是要探索和阐释意义，批评则产生意义。传统研究认为批评是对作品意义的阐述，更狭隘的理解是，批评就是对作品的准确翻译。而巴特认为，批评所能做的是在演绎意义时孕育出新的意义。这一见解引起了许多对于“新批评”的非议：许多人认为“新批评”只是个人主观情感的表达，批评者根本不理会客体，而完全依赖主体。面对这些指责巴特做了这样的辩护：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主观性比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盲目的客观性更有机会接近客体；更重要的是，批评不是科学，所以在批评中不须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传统信念是把主体看成一个实体，把主体与语言的关系看成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巴特认为，文学语言具有象征性，它不能成为主体的谓项。文学语言深不可测，实际上它就是主体本身。与传统看法把主体视为一个实体相反，“新批评”把主体视为虚无。批评者通过把它的语言加到作品中去，他不断地把符号扯断、变化，与各种信息碰撞，最终重建作品本身。这一过程体现了主体与语言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主体把语言当成一种装饰，当作表达自我的工具，而是借助语言的象征功能，延续和丰富作品的暗喻，这样才能保证文学作品永远经得起解释。巴特认为，把文学作品解释得通体透明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无论人们怎样解释作品，无论文学作品经历了多少解释，它仍“一如初雏”。
       《批评与真实》这本小册子表达了巴特丰富的文学和美学思想，虽然这些观点有的并不是巴特首倡的，巴特的论述也并未见有多少系统性和深刻性，对此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但无可否认的是，巴特的观点无论在文艺理论史上还是艺术创作实践中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这方面看，《批评与真实》这本小册子的能量还是很大的，即使在今天，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仍值得人们认真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