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报人王达仁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他了。
王达仁后来的被平反昭雪算来也有20多年了吧，他是于“文革”中在《光明日报》因被迫害而坠楼的，那个时节这算不了稀奇，“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乎“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是偶然与报社王先生的同乡语及其人，免不了一番感慨而带来一丝淡淡怅惘，又见到新出《吴宓日记》上吴先生与他的合影，这才想起：王先生在历史上留下的一页，是不是应该让我们温习一下?
王达仁(1914—1969)是“一二九”时代读书清华的山西学子，与王瑶、牛荫冠等同侪，后来他投身报业，先后服务《贵州日报》、《新民报》(渝、沪、平)等，在北平解放前夕的北平《新民报》，国民党压迫这张进步的民间报纸，强迫其改组，张恨水等被迫辞职它去，王达仁则临危受命(陈铭德等)担任总编，主持编务，这样迎来解放，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任职，以迄逝世。王先生一生最闪光的时候我想是在“一二九”中，那时他是学生自治会主席，他的一项本领是能让“左派”和“右派”的同学都服贴和拥护，用先前惯常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看，这太不可思议，所以王先生后来以曾服务于“资产阶级报纸”、“陈铭德亲信”等见罪乃至被迫自杀都在“情理”之中了，而今思之惘然，尤见乎于王先生以及其当年同窗和同乡们的不同命运。
彼时“一二九”的同人，黄秋耘先生说：“一个人选择的生活道路不一定是和他的气质很相适应的，在我当时的同学中，有不少意志坚强、精明干练的人，他们偏偏选中了退居到生活的安全地带，远离政治斗争，去做一个专家和学者，甚至做一个外国籍的华裔学者”(《风雨年华》)，这比如曾与王先生观点分歧而大打出手又退出政治“江湖”的某些后来大名鼎鼎的学者或华裔学者。韦君宜先生也说：清华，这所贵族学校，当时“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她不是没有兴趣或者学习不行，她是学业优秀又沉浸于休谟人性论以及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之中而又家道殷实的大家闺秀，“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崇拜的主义”(《思痛录》)，那是这样一个时代：“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闻一多语)。“一二九”把“青年人”和“中年人”(实是落伍者的代名词)进一步划分开了，“左”、“右”也进一步区别开了。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演讲《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明白地向全国的知识分子宣布：“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王先生呢，应该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了，他原是读经济的，清华经济系那套东西能救急吗?以华北之大尚且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未名湖畔当然是口号和标语了。西安事变后，王达仁在救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和平解决大会上高呼口号，声震屋宇，不料想散会后何炳棣等不同政见的同学包围之，斥其乱定口号：为什么不喊“民国万岁”而喊“中华民族万岁”?有没有国家观念?其势汹汹呢，一时打声四起，有人挽起袖子要打在场的王达仁和女同学黄绍湘了，王却从容解释，与之周旋，神色自若，他坦然说：“我想你们不会打我”，彼辈也竟束手，加上有人拦阻，旋离去，又赴徐高阮等处搜查中共文件，且发宣言詈之，王乃以学生自治会主席发表“致同学书”说明真相，要求校方严惩暴徒，何等则持火把游行与之对峙。清华园里两派斗争煞是好看，却为难了梅贻琦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只好各打五十大板：何等记大过，救委会则解散。再不是讲究宽容和并蓄的霭霭大学的时代矣，见不出分明就是骑墙和乡愿，就是“中年人”的屈膝。北平两校，学生爱国其情也真，梅校长声泪俱下要学生不要去游行来爱护学校，学生说：校长呵，我们爱校但更爱国家!梅为之语塞。你梅校长也好，蒋(梦麟)校长也好，以及后来的胡(适)校长也好，都只能是尴尬人办尴尬事，或者说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不是吗?一向死读书的清华生物系学生薛公绰，于校园开入镇压军警之际尚踱步往实验室，乃被囚，既月余后开释，蓬头垢面返校，见人第一句话就是“我要革命”!你还扯淡清华宿久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自治、法治”这一套西方话语?
王先生彼时雪泥鸿爪，遗痕处还有百灵庙大捷后率赴绥劳军师生代表团北上，清华代表就是他与朱自清先生，北大有曾昭抡先生，燕大有梅贻宝先生等，他们携棉衣等慰问傅作义部队，后来返校，王作汇报报告，影响远被。后来“民先”内部出现分歧，有少壮派与元老派之分，前者如蒋南翔、李昌等，后者如吴之光，徐高阮、黄刊(王永兴)等，王达仁当然属于前者又不同于其中之激烈派，所以他一度能获得双方的拥护做学生会主席的工作。两派，“大体上是少壮派重视发动群众(指广大大、中学生)，而元老派则重视联系上层工作(指对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教授和社会名流多做统战工作)；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而元老派则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少壮派强调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倾向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这早已有了历史的结论了。不过，“我觉得，元老派的某些主张也未尝没有点道理，他们的最大错误只是在敌人面前把党内的原则分歧公开了出来”，而且“我总觉得让一些有才能的人离开了革命队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当时在大多数民先队员看来，元老派当中某些人是必须清洗掉的，否则就不能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独立性”(黄秋耘《风雨年华》)，徐高阮等就这样“告别革命”了，更不用说何炳棣、滕茂桐等人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三种知识分子以及彭真后来在纪念“一二九”时所说的“也有一些人开了花没有结果，堕落了或者不知飘流到那里去了”(《和青年同志们讲一点革命家常》)。
“飘流到那里去了”?差点动手打了王达仁的何炳棣想来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不会很陌生的吧，70年代初，继杨振宁后，一大批华裔学者前来访华：何炳棣、任之恭、王浩、陈省身、李政道、牛满江等，他们中间很多人还写了许多文章热情歌颂他们久已陌生的中国，《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中何先生的大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就是其中一篇代表作，他说：“‘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这与杨振宁1988年在香港回答记者时回顾当年首次访问中国时的激动以及免不了看走眼(“最大的问题是不懂‘文革’是怎样一件事”)，但“总体上我所做的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庶几相仿，这个时候王先生已经不在了，他因而也摆脱了几近“黑色幽默”式的吊诡——当年种种，今日何如，是殊途同归?抑或历史的玩笑?在“反右”时说出“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的韦君宜呢?她悔不悔?“爱国不分先后”，可是“一二九”的战友：战争中的死难者且不说，死于湖西“肃反”的王文彬、死于“抢救”中的赵梅生、死于“文革”和干校的王达仁与王若兰(当年赴绥慰问团成员)等等地下有灵会作何感想?你看，滚雪球愈演愈烈的左倾祸害就是这样让人伤心和气沮!那年任之恭等访华，打听和要求会见老友钱临照、胡刚复、陈寅恪、赵忠尧等，陪同在侧的竺可桢为之一惊，何先生如果也提出一个名单大概也要将不知作何感想矣：何先生当年金盘洗手，一心向学，是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先生的两大得意弟子之一，后来留学美国，获哥大博士，再获台湾“中研院”院士，著述等身，另一位刘先生的高徒呢?丁则良先生是早已追随王国维先生于水中矣!可慨也夫!当年“一二九”被军警所殴，王永兴、葛佩琦等如何?山西体育前辈张连奎(师大体育系，时中国男篮国手)亦重伤，后来也是被迫害致死，而当时被捕难友之王德昭，曾是跑图书馆最勤的学生，国事急矣，“一二九”北大打钟召集同学游行的汉子也就是他，但如果他“继续革命”下去呢?王德昭后来也是黄秋耘先生所云之出局的人物，“似乎他没有走上战场，去经受炮火的洗礼，而是留转在当时的所谓大后方，在求职业、也做学问的道路上辗转”，他的同窗孙思白先生多年后说：“这若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讲，自然也未始不可检讨其中的得失，作‘春秋责备贤者’之论”(《追念王德昭教授》，见王氏《从改革到革命》)，王的“飘流”终成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台柱了。
王达仁的同窗，以及他的同乡，后来种种真是沧海桑田。“一二九”怎能不提国难近在咫尺的山西人呢，党内的李雪峰、李常青、赵仲池、李启华、李一清、谷景生等，民主人士之称的张友渔等，学生的牛荫冠、牛佩琮、王瑶、王达成、王达仁、杜润生、李哲人、梁寒冰、赵宗复、宋劭文、蒋弗华、戎之桐、武尚仁等，女学生的牛文颖、杜含英、李清华、杜洽、亚苏、毛掬等，他们有多少故事?成长的道路、个中的艰辛、党内的斗争、王瑶的被开除出党和朱自清的门生、戎之桐燕大最早的党支部书记以及他的脱党，蒋弗华的《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以及他的神秘之死，山西“高干子弟”的赵宗复和他最后与王达仁相同的归宿，李启华等的被迫害致死……，这么说来真是叫一声历史太沉重矣。欲说还休，且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