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第5期上刊载李力研先生的文章——《“天才”的“盲点”：由余杰“学风”到其“立论”》，大意是批评北大余杰的文章引文不准，偏离史实，乃至立论草率，学风不正。文中有较大篇幅谈余杰《反智论：〈老子〉的精髓》一文关于《老子》的引文，李先生批评余杰分不清“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把前面的一堆‘古文’说成‘老子’说，而不是《老子》说，”有失北大研究生的水准。李先生教导余杰说：“应该说明的是，老子当时并不写书，就像孔子也不写书一样，老子本人并没有《
道德经》或《老子》这样的书，因此，‘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不是一回事，时间相差好几百年。《老子》是经后人特别是‘稷下学宫’一派人马上百年之努力逐步‘修缮’而成的，它属于探索‘自然规律’的道理总集。”
其实正如李力研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关于“老子”与《老子》，“只要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有可能陷入‘地雷阵’中，稍有不慎，就会露出问题”。遗憾的是李先生自己也“不慎”踏上了“地雷”。
关于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历来都是老子研究中争论不休的谜团。老子(李耳)是春秋末年楚国人(或言为陈国人，老子在世时楚灭陈，故言其为楚人或陈人，其实一也)，曾作周守藏史，并为孔子师。我想关于老子生于春秋末年这一点李力研先生是无疑义的。李先生之所以说“老子本人并没有《
道德经》或《老子》这样的书”，恐怕关键的问题是怀疑《老子》著作年代，认为《老子》成书晚于老子生活的年代，所以不承认《老子》为老子所著。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曾有过多次争论，最集中、最激烈的争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著名学者参与讨论，论争文章今可见于《古史辨》。关于《老子》的著作年代，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一)春秋说。以胡适、马叙伦、高亨等为代表。(二)战国或秦汉之际说。其代表人物为梁启超、顾颉刚、钱宾四、罗根泽、冯友兰等。(三)春秋战国说。此观点主张，《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或主要思想是源出老子本人的，春秋时期已以一定形式(如语录或遗言等)存在，而最后成书则是到了战国时期。唐兰、郭沫若等人持此观点。
以上三种观点中，《老子》成书于战国或秦汉之际说曾因“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而一度占据上风，成为通行的观点。李先生所持即为此观点。然而，谜团终有解开的时候。“古史辨”派仅从故纸堆中琐屑的考证而得出的结论经受不住现代考古发掘的验证。正像他们当年所怀疑过的尧舜禹等上古传说都被今天的考古证明可能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历史一样，对老子著书的怀疑也是站不住脚的。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从马王堆汉墓和郭店楚墓中发掘出大量的帛书和竹简，特别是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为我们确认《老子》形成的时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我们今天可以相信：《老子》在春秋末年即有文本，春秋古本《老子》直接源出老子本人，是老子本人所著。
其实关于老子著书，司马迁所记早已十分明确：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而怀疑者则提出“战国以前无私人著述”等理由，冯友兰说：“一则孔子之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
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
论语》、《
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4年，上册，第210－211页)。冯氏的这段话分析《老子》的文体，似乎说得有理，但若考察古代文体的发展线索，冯氏的论据却恰恰可以证明《老子》之出决不会晚于春秋后期。一则孔子之前虽无如今日所见之私人著述之子书，但老子为周守藏史，掌管周朝的图书文件、四方之书，得以遍览王宫典藏、柱下秘籍，从而吸取上古学问精髓，并加以整理、增饰、甚至再造，以其巫史身份，编著出可以口授耳传的“经”体箴言，则极为可能。朱熹就说过：“盖老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倍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语而老子传之，未可知也。”(《朱子文集·卷三·答汪尚书》)二则《老子》文体虽非如《
论语》、《
孟子》之问答体，却是比问答体更为古老的“诗歌”。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学源流，从形式上看，都必然经历从韵语到散体的发展流变。诗歌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古老的形式。“歌咏所兴，自生民始”(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章太炎《正名杂议》云：“古者文学之未兴，口耳之传渐则忘失，缀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记忆。”所以，《老子》的韵文文体，更证明了它比散文文体的《
论语》、《
孟子》要古老。从古代文体发展上说，《老子》带有显著的《
诗经》的痕迹，可以看作是从诗歌到散文过渡发展的桥梁。从诗体的《老子》到问答语录体的《
论语》，此后经由《
墨子》、《
孟子》而至《庄子》、《
荀子》等，我国散文文体形式才完成了从诗歌中分化、确立的过程。
当然，我们说老子著书倒不一定“写”之于竹帛(不可完全否认其“写”书之可能)，但老子这位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智慧超群而又内心充满痛苦和矛盾的“诗人哲学家”，以其史官的身份，杂糅世代相传的思想材料，采用便于传习的诗体形式，创造出洋洋五千言的《老子》之基本内容，授之后人，流传千古，焉能说他没有著书?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他的劳动?为什么要剥夺他的著作权?
诚然，从春秋古体到通行今本，《老子》一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但我们决不可因此而贸然断言“老子本人并没有《
道德经》或《老子》这样的书”。我们知道，大部分中国古籍都有一个被后人编辑、“修缮”、“校定”的过程，但原作者的著作权是不能因此而被否认的。再者，即便是像《
论语》这部书，并不是孔子所著，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整理编纂而成的，但其中孔子的语句内容，我们在引用时，不是也可以认为是孔子所说吗?为什么到了老子这儿偏偏就不行了呢?
说到对古籍的编定，李先生还有一个错误，认为“《老子》是经后人特别是‘稷下学宫’一派人马上百年之努力逐步‘修缮’而成的”，这话说得也有点太轻率，有点像李先生自己批评余杰的那样，存在着“学风”不严谨的问题。“稷下之学”思想体系甚为庞杂，黄老道家只是其中一派。道家有北方、南方之分，有人认为北方道家稷下黄老学派的代表作是《
管子》，南方道家的代表作是《庄子》。“稷下学宫”一派人马如何修缮《老子》，史载未详，但《老子》中有鲜明的南方文化色彩，这是学界所共认的。今天说《老子》的成书演变，应该是郭店楚墓竹简本、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庄子》征引本、汉景帝“改子为经”以及王弼校定本这样一个过程(可参阅侯才《老子及其学说的再发现》，载于《光明日报》199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