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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扩大发行量，许多杂志不得不在封面、插图、版式、纸张、印刷、广告等方面狠下功夫。这样一来，弄得好或许有效，弄不好则会遭到非议，成为一桩费力不讨好的事。日前看到舒婷的一篇文章，就把这种现象讥为“期刊变脸术”。期刊变脸，而且有术，其实是出于无奈；倘若不是为了生存，谁肯像三花脸似的，把自己打扮成那般模样?
       出路何在?仿佛没有很好的答案。正在这时，我买到岳麓书社影印出版的几种近代期刊，发现早年的刊物都是一副素面朝天的模样。比如《独立评论》，尽管它的装潢设计非常简单，可是发行量却增长很快。这一点，从其封面和封面上罗列的寄售代订处可以看出。《独立评论》是胡适等著名学者在30年代创办的同人周刊。从1932年5月问世到1937年7月被迫停刊，历时5年多，共出版243期。创刊时，它的寄售代订处包括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西安、兰州、武昌、开封、安庆等9个城市，大约有20来个点，但是到了第三期，这个数目骤然减少一半，发行范围也缩小到北平、天津、上海三地。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后果不言而喻；然而经过短暂的阵痛之后，颓势很快就被扼制。从第六期开始，它的发行范围已经恢复到创刊时的水平，到第七期扩大为14个城市，第十三期超过20个，第二十六期达到30个，这时它已有70来个寄售代订处。一年后，《独立评论》覆盖了全国40个城市，仅北平市的寄售代订处就有30多个，许多零售点还不包括在内。最后，它的发行范围又扩大到五十多个城市和地区，除了沦陷的东北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几乎各省市都可以看到这份杂志。
       随着发行范围的扩大，《独立评论》的发行量也迅速增长。第六期问世时，其创刊号已经告罄，只好再版重印，其余第二至第五期也存书不多。这显然是一个转折点。三年后，《独立评论》的发行量达到七千份。第四年，尽管它的发行地区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发行量却猛增至一万三千份。照这样下去，要突破一万五千份乃至二万份，恐怕问题不大，只可惜，又过了一年左右，抗日战争突然爆发，这份杂志也就无疾而终了。
       一个刊物能有如此影响，显然与它所揭橥的“独立”二字有关。
       所谓独立，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一开始，独立评论社只有11位社员。为了让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他们从自己的固定收入中拿出5％作为经费(发行量增加后降为25％)，到刊物自给有余、集资中止时，社员捐款已达4200元。胡适说，这个数字虽然少得可怜，但是在所谓“小册子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它为“我们那个刊物完全独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社员捐款外，作者的版权捐赠也不容忽视。《独立评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社内社外稿件，从来不付报酬。据胡适统计，前三年，《独立评论》共刊登796篇文章，约300万字，如果每千字按五块钱计算，应支付15万元稿费。因此胡适说：“我们不能不感谢这八百篇文字的作者，若没有他们的公心和热诚，这孩子(按：指《独立评论》)早已断乳饿死在摇篮里了。”
       胡适还说：“自从独立开办以来，时常有人疑心这个孩子不是这十来个穷书生供养得起的，背后必然受有什么‘后台老板’的津贴。日子久了，这种疑心逐渐消灭了。现在我们不妨借这机会报告一句：独立所以能维持到今日，不全靠那四千二百元的社员捐款。它的最大的经济助力是那八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吃人的嘴软，拿人的理短。任何刊物，如果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就不可能有精神上的独立。没有独立精神，就很可能是大话、空话、假话、废话连篇，这样的刊物，又怎能吸引读者、取信于读者呢?难怪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四周年的时候会颇为感慨地说：在这“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这是我们最足以自豪的一件事!……”不依赖任何组织、团体或个人，不拿他们的一分钱，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人们写文章大抵出于两种需要：一是为了谋生，二是为了表达。前者偏于物质，后者重在精神。30年代之初，许多人宁肯不拿稿酬也要为《独立评论》写稿，其实是要找个说话的地方，以满足精神方面的需要。这让我想起友人的一句话：“语言文字不过是一种精神的排泄物。”这话虽然有失雅驯，却击中了语言拜物教的要害。多少年来，我们总是把语言文字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此同时，许多人又把“沉默是金”、“祸从口出”奉为金科玉律。这样一来，明明是普通人办的刊物，普通人写的文章，却必须是代圣人立言的字正腔圆的不刊之论，这也许就是刊物难办的一大原因。
       其实，正如喝了水要出汗一样，观察思考后就想说话，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需要。鲁迅说，“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如花似玉的小姐出的是香汗。如果因为“臭”，就让人家汗不敢出，那不是太残酷了吗?前几年城市公厕要收费，许多人想不通，后来发现找不到厕所比花点钱还要难受，人们才勉强接受，不知道这与自费出版是不是一个道理。另外，自从听了朋友的高论之后，倘若有人花言巧语、自作聪明，有人道貌岸然、假装正经，有人正话反说、甘当小丑，有人旁敲侧击，避重就轻……，我总怀疑这是因为排泄的渠道不畅，才被逼到如此地步。心里怎么想，话就怎么说，本来是五四先哲的追求，也是白话文运动的真谛。假如有话不能说或者不敢说，就好像患了尿潴留或肠梗阻一样，是件很痛苦的事。
       除了经济独立之外，保持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也很重要。《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之后创办的。当时胡适等人搞过几次聚会，讨论东北问题。为了形成一个决议，胡适和蒋廷黻各自起草一个方案，但总是通不过。胡适想，自己的方案在十几个朋友中都通不过，又怎能让大多数国民接受呢?但是他并没有失望，而是由此想到：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有什么特殊的资格让大家接受这个主张呢?于是他把“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作为办刊宗旨，并将“独立”二字作为刊名。其目的，就是希望在思想言论上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独立评论》在创刊“引言”中称：“我们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智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希望有得到完全一致的同情”。后来，吴景超先生又对这个立场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我们如提出一种见解或主张来与别人讨论，最要紧的是不可固执己见，要虚心领略别人的理论及其主张。假如从别人的批评中，发现自己主张或见解的错误便应立刻矫正。”
       《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全知全能的圣人，而是以一种公正、平等、独立、自由、宽容的精神来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显然也是读者喜爱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