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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又再版发行了。此书辑录了冯衣北先生与海外余英时先生在80年代中期就陈先生“晚年诗文及其他”的论辩文章。二人观点不仅圆凿方枘，而且矛盾相攻，我们展读此书，如睹二造对质，其针锋相对与精彩叠出都让人眼目一新，拍案叫绝。
       就我看来，冯余二先生当年对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心态的探讨各有所得亦各有偏执。冯先生在正确指出“陈寅恪晚年所写诗文中，确有一部分是针对中共当时错误政策和过火行为而发的，其中表达了他正当的怨怼和忧虑”(见该书3页。花城出版社1986年7月版——下同)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说陈先生绝无‘靠拢’‘认同’中共政权之意，却非事实”(11页)。为证明这一点，冯先生在解释陈寅恪《丙申元月六十七岁生日，晓莹于市楼置酒，赋此奉谢》一诗中的“平生所学惟埋骨，晚岁为诗笑乱头”(此句现在公认原文当为“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时不惜曲说，硬以为“‘惟埋骨’‘笑乱头’自通”(19页)，这就难免主题先行六经注我。此外，在解释陈诗“领略新凉惊骨透”时以为“正确的理解是，‘不意共产党竟待我如此之厚’”(19页)云云亦犯此病。也难怪余先生讥此为“扯藤绕瓜法”。
       但公正地说，余先生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在正确指出陈先生在晚年对新政权无法“靠拢”、“认同”的同时，余先生又以为陈寅恪晚年十分向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并因当初(1949年)未听从陈夫人意见离开大陆前往台湾而后悔不已，由此还“深服陈夫人在这件大事上判断比他正确”(100页)，进而认为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因为佩服夫人(“红妆”)在他当初去留问题上比他高明(103页104页)，甚至将陈夫人比作柳如是，因为柳对当年退守台湾的郑氏父子尚心存希望，“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尚有可能”；而将陈寅恪比作钱牧斋，因为他“以为明室复兴已绝望”(103页)云云。这真是深文周纳愈翻愈奇。我们且不说这种比譬纯属以意为之不伦不类，仅就其“本体”与“喻体”关系而言，亦有不通之处：余先生称陈夫人寄希望于台湾是“远见卓识”，但柳如是寄希望于台湾以为靠郑氏父子即可复兴明室已被历史证明是“痴心妄想”——“远见卓识”与“痴心妄想”二者有何可比之处?陈夫人与柳如是，陈寅恪与钱牧斋又何能“异代相感”、心心相印?跟冯先生相较余先生走得更远——为了这么一个极不可靠的结论，余先生在解释陈诗的时候常有令人瞠目结舌之处，我们且来看个例子。陈先生有一首《癸巳七夕》，全诗如下：
       离合佳期又玉京，灵仙幽怨总难明。
       赤城绛阙秋闺里，碧海青天月夜情。
       云外自应思往事，人间犹说誓来生。
       笑他欲挽银河水，不洗红妆洗甲兵。这首诗就我们常人看来，不过是陈先生时逢七夕，想到他很熟悉的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句子，感而相和。首联两句写在天的杨玉环，又逢当年与唐明皇双双发誓的“七夕”，自己却已离开尘世，独在天上(“玉京”)，故而心中幽怨缠绵难以言明。三四句分写杨李二人：杨在天上念滚滚红尘(“赤城绛阙”)中的唐明皇而成一枕秋梦；而人间那个被罢黜了的唐明皇此时也正在仰望碧海青天皎皎明月，彻夜不眠。五六句继续分写二人：贵妃在云外自应思念当初“三千宠爱在一身”之往事，人间的李隆基也在念念不忘当初誓言，发誓来生再作夫妇。最后诗人出面嘲弄这位风流天子：居然想入非非，欲挽银河之水洗尽甲兵(当初唐明皇被迫杀杨玉环不就因为安史之乱的“甲兵”么?逼他的不也是身边的“甲兵”么?)，却没想到当初他要洁身自好、勤于政事而洗掉自己身边的“红妆”(杨玉环)便可长保自己平安——这当然是讽刺这位风流天子至死不悟，所怪非人了。可，这些诗句到了余先生那里却被他妙手翻空愈翻愈奇。他先下结论：此诗乃咏“板门店谈判”，因为癸巳年乃1953年，而这一年7月24日是停战签字日(110页)。怎么咏的呢?他写道“首二句表示对这一协定不易理解。
       但可注意的是‘玉京’依道家之说乃在‘大罗天之上’(葛洪《枕中书》)，所以第一句仍暗含有俄罗斯之‘罗’。可见他始终认为韩战与谈和都是由苏联在背后发动指示的。”如此解诗真让人咋舌：且不说如此解来诗中“离合佳期”、“灵仙幽怨”俱无着落，仅因“玉京”依道家之说乃在“大罗天之上”，便武断“所以第一句暗含有俄罗斯之‘罗’”，并进而推出“可见他始终认为韩战与和谈都是由苏联在背后发动指示的”这一离奇思维真让人头晕目眩：岂非见风是雨、遇水呼电，偶睹皮毛之似，武断骨肉之亲的捕风捉影?以此说诗真如钱钟书所谓“远犬吠声，短狐射影”。至于原因，钱先生也讲得很明白：“盖‘史诗’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和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咏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管锥编》1389页)。我们且往下看。余先生又讲“第三句‘赤城绛阙’象征中共‘红旗’，第四句‘碧海青天’则象征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因为国民党在台湾，所以又用‘碧海’两字。不但如此，此句明用李义山‘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更别有深意在”(111页)。
       这别有深意大概是指陈先生留在大陆未上“碧海青天”而夜夜后悔吧?可，这与嫦娥偷了灵药上了“碧海青天”而夜夜后悔怎好类比?这且不说。也不说这样解来“秋闺梦”三字全被置之不理(因为一理就理不清矣：你不能讲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是一场秋梦吧?)。就作者讲“赤城绛阙”象征中共“红旗”与“碧海青天”象征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就使人始则头晕，终则失笑：这与清初那些没有文化而又敏感过甚的满清贵族看见别人(徐骏)写出“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句子便疑心其“思念明朝，无意本朝”有何区别?当然，作者既然能从“玉京”依道书乃在大“罗”天之上进而断定是指俄罗斯，那睹“赤”而断定系指中共“红”旗，见碧海“青天”而看出象征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还不“自然而然”?只是，在我们旁人看来未免有点奇怪且惴惴——幸好现在不是清朝，而余先生也不是满清皇帝。顺便说说，余先生在分析陈寅恪《丙午春分》一诗中“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一联时得意洋洋地说：“我已指出他在《癸巳七夕》中所用‘碧海青天’乃是台湾的暗码，此首的‘青天碧海负来生’之句再度证实了这一点。以‘白日’对‘青天’尤使这一暗码无置疑之余隙”(209页)。
       其然?岂其然!必须指出：在陈先生诗中，“碧海青天”这一典故屡屡出现。比如写于1919年3月的《红楼新注题辞》中便有“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陈寅恪诗集》7页)，此时，台湾何在?又比如《读梅村题鸳湖闺咏戏用彩笔体为赋一律》中亦有“红巾翠袖谁揩泪，碧海青天共断魂”之句(同上9页)，有“红”巾，又有“碧海青天”难道也象征中共“红”旗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即以余先生以为“无置疑之余隙”的“白日”对“青天”以象征“青天白日”旗的暗码而言，陈先生诗中也还有“白日黄鸡迟暮感，青天碧海别离情”(此诗题为《闻道》作于1944年8月，《诗集》36页)，难道这也是台湾或青天白日旗的暗码?岂非笑话!“不容置疑”四字下得太早。接下来余先生分析道：“第五、六句承上而来，但第五句‘云外’两字应特别注意，该是‘大罗云外’藏有俄罗斯的‘罗’字。所以全句意思是说自由世界应想到国共和谈的‘往事’，为什么现在又签定和约了呢?‘虚说’这里改成‘犹说’，因为协定已经签定了”(111页)。
       这又是一段让人眼花缭乱 的“大胆假设”：除了由“云外”牵出“大罗云外”，又从“大罗云外”牵出俄“罗”斯的株连老法外，余先生在这里还搞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替换：在解释第一句的“玉京”时，余先生依道家之说认定那指“大罗天之上”，含“罗”字，所以是指俄罗斯苏联；而这里讲“大罗云外”(我看不出其与“大罗天之上”有何区别)时又成了苏联以外的“自由世界”了!同一“大罗天外”，一为苏联，一为苏联以外的自由世界，这戏法未免变得太快。更何况，如果“大罗云外”是指苏联以外的“自由世界”的话，那么中国又是什么呢?也是苏联以外的自由世界之一么?它又自己跟自己签定停战协定么?在这两句诗中，余先生选定“云外”、“往事”、“犹说”几字牵强附会，而对其它字词置之不理，如此解诗，恐难逃断章取义之讥——况且所取之“义”又是如此不合义理。最后，余先生写道：“结尾两句尤值得玩味，好像银河水应该洗的是‘红妆’而不是‘甲兵’。挽银河水洗甲兵本是诗人常语，陈先生在《丁亥除夕作》中便有过‘谁挽天河洗甲兵’的诗句，那是他对国共内战的表示，那么，‘红妆’究竟何指呢?我不敢强作解人，只好留待读者去猜想吧”(111页)。
       玩味的结果不过是“留待读者去猜想”，“味”又何在?不过，以己意解诗者对所解之诗大概都会采取这种顺我者解，逆我者弃的实用主义态度。这里不妨再引一段钱钟书先生对这种以诗解史者的评论：“学者如醉人，不东倒则西欹，或视文章如罪犯直认之招状，取供定案；或视文章为间谍密递之暗号，射覆苦思。一以其为实言身世，乃一己本行集经；一以其为曲传时事，乃一代之皮里阳秋。楚齐均失，臧谷两亡，妄言之而妄听之可矣”(《管锥编》1391页)。
       近日读书，看到有论者评价冯余二先生此次论战时讲：“如果说陈先生每首诗甚至每句诗都有今典。‘概视等哑谜待破，黑话须明’显然不合适。就此而言冯衣北的基本立场也就不错。但是他显然不是余英时的对手，除了主观上才学与聪明不足，还有客观上的限制。当然主要是他不占理”(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文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版，24页)。
       这段话讲冯先生“不占理”，我是不同意的：应该讲冯先生硬以为解放后陈先生认同靠拢新政权这方面是不占理的，但他在批驳余先生硬将陈先生往他心爱的台湾方面推上是占理的；余先生则相反：在指出陈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傲然独立，不认同新政权方面是占理的，但硬认为陈先生怀念台湾向往国民党这方面是不占理的——他们分别在对方正确的方面错误，又在对方错误的地方正确。相较而言，余先生文章显得大胆泼辣、博古通今，而冯先生却有些捉襟见肘、缩手缩脚。但我倒不一定觉得余文就比冯文高明多少——因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