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哈佛，有点让人眼晕。这个建立于1636年的学术重镇，比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还早140多年，可以说是“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作为美国长春藤八大盟校的龙头老大，哈佛大学的资产占全美第一。前些年有一种说法，哈佛的总资产价值相当于中国一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大概为800亿美元。所以一个哈佛大学就拥有20多个图书馆和20多个博物馆。在哈佛上学的中国内地人，全部享受奖学金，而哈佛燕京学社赞助的学者基金，每月800美金，可连续给你四五年，直到你获得博士学位为止。近百年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汇，众多的华人学者也在这里传道授业，潜心学问，不仅为这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增添光彩，也为20世纪的中美之间的学术交往，写下了重要篇章。《哈佛心影录》的作者张凤，任职于西方汉学研究的宝库——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藉地利人和之便，得以与曾在哈佛任职的华裔教授时相往还，攀结学术因缘，在对这一批当代旅美学人“所学所思所感所行的关切”和进行面对面的思想沟通之后，才有了引介论述这18个海外学人的小册子，使国内的不少读者能得以了解这些人的出身经历与学术观点。
先以近年来在史学界颇具影响但同时又颇有争议的余英时来说，他已是古稀之人，海外有人誉其为“当代胡适”，祖籍安徽潜山，他出生在天津。其父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曾在国内一印再印，很具影响；另一本《中国知识分子论》，亦曾引发过争议。但争论最大的、无过于他指责郭沫若剽窃了他老师钱穆的史学成果。余英时有一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深得陈先生的真传，用的是陈寅恪自己独特治学方法来诠释他晚年的诗文，回环往复，自况伤时，据说陈寅恪本人读过后也不胜感慨地说“作者知我”。在余英时个人的学术生涯中，曾遇到过两个宗师，先是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再就是哈佛燕京的汉学家杨联 。现在我们一提到钱穆，往往会将其归入新儒家之列，余英时为此曾写出过四万字的《钱穆与新儒家》，来为其老师辨诬，认为：钱先生论学是不定门户的，曾拒绝过与“新儒家”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文化宣言联署，所以不能将其归入“新儒家”。余英时说钱先生是以史学立场，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堪称20世纪国学界的通儒。余先生本人则是治中国制度史、思想史和通史的。他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思想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有不少思想
曾凝集为政治社会制度，所以不了解制度也就不能捕捉思想。余英时推衍：近代文明已具有世界的性质，无法拒绝挑战，只有去了解。在《到思维之路》中，余英时谈到中国已成为历史上思想战争战火最激烈的角落，学术界激荡着形形色色的思潮，其结果是铲除了一切旧有的思想根基，摧毁了西方学术界传布过来的一切思想幼苗，带来的并不是创建，而是教条，束缚了全中国人的智慧。
另一个值的一提的，就是令海外中国近代文学首度成为独立研究的个体的夏志清，在他于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就在西方汉学界开出一片新天地，从此得以光耀异域。在海外，有不少汉学研究者将此书以及他后来的精心杰作《中国古典小说》奉为圭臬。而在国内，却有不少专治文学史的学者对书中给了张爱玲42页而却只给鲁迅26页而感到忿忿然。夏志清祖籍苏州，出生于上海浦东，1951年即拿到耶鲁大学的英文系博士。他的文学观点反映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力主作家应以严肃的人道主义写实伸向更广大复杂的人性、人生境界。这篇文章在海外被认为是治现代文学史的必读之作。夏志清除肯定胡适、鲁迅、周作人是五四“三巨人”外，还特别重视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并认定这才是新文学应予传承的传统。夏志清一生治文学史，但却力主反对给中小学生灌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他提倡让孩子凭兴趣把那些公认的中西名著一本本地读下去，少年自有自己的想法，而那些权威专家都是成年人，假若你把自己的想象与判断受缚于那些成年人，反而不能培养对文学的真实爱好了。近年来，夏志清的一些论点已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而他的著述在国内则很少见到，今年新出的一本散文集《鸡窗集》，可能是作者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集子。
对书中所记述的人物，令读者感兴趣的是诗词名家叶嘉莹。近些年来叶教授频频到国内讲学，出版著作也不少，去年一家出版社一次就出版了她的10部论文集。身为女性，叶嘉莹的人生道路极为坎坷曲折。叶嘉莹出身于满族书香世家，与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是同一氏族的叶赫纳拉氏。1924年出生的叶教授，13岁时就因“七七”事变与父亲断绝消息，17岁考入大学后，母亲又病逝，从此开始了她国破家亡、哀伤困厄的求学生涯。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她曾从顾随先生读唐诗宋词，并悉心笔记，终生受益。更为可贵的是，在经历40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叶嘉莹还能将她珍存的顾先生的手稿和笔记，带回大陆并交还其女儿顾之京，收集为《顾随文集》出版。飘泊海外，叶教授毕生浸淫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咏叹之中。1974年，叶嘉莹寻踪探亲，近乡情怯，在杨柳依依，门巷依旧的故居前，与亲友们感慨话旧，道不尽30年的辛酸隔阻。1976年，劫难又来，她的大女儿与女婿遭遇车祸同时罹难。叶嘉莹哭歌泪尽，肠断成诗：“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生忧患之后，叶嘉莹的词体更开新境，标格升华。她曾讲过，我一生命运多舛，至今还活得很好，可以说是古典诗词给我的精神力量，转化提升我的生命品质。1990年，叶教授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这是在中国文学领域中首次以卓越建树获此殊荣的华裔人士。但叶嘉莹认为，就整个西方文化来看，东方文化还只是点缀，如果中国青年只是一味地摹仿西方，把自己的根铲除，那就失去了民族特色，等于我们自身的文化消失。在海外，虽然能藉古典诗词使中国文化被西方认识，并由此增进了解，但真正要使中国古典诗词得以传承，还要在自己国家里实现。
本书的特点是以学者为写作对象，以学术为谈话重点，生动活泼、形神毕肖。如继承父亲赵元任的衣钵，依旧在音乐与演唱文艺领域中耕耘不止的赵如兰；台湾作家张我军之子张光直，因对父亲的一部译著有兴趣，而走上了研究考古人类学之路；“新儒家”杜维明的治学经历及其对知识分子涵义的界定；专注研究《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的女诗人孙康宜；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的成功之路；研究生死与生命学问的傅伟勋，自诩以“东嗅嗅，西嗅嗅”的狐狸型方式治文学史的李欧梵……这些都是学业有成、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新时期以来也给国内文化界思想界带来过很大影响。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世也。”作者张凤，正是用蘸着厚意、带有深情的一支热笔，替一群在海外为“中国文化”招魂、而又不知自己会魂归何处的知识分子描绘了一幅幅具体的个人图像，让国内的读者能清楚地了解到，这些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海外学人生活的另一面。
(《哈佛心影录》 张凤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定价：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