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小姑娘金果子的幸运
       常听在美留学和工作的朋友谈到美国发达的公共图书馆业。在这个国家，公共图书馆数量多，遍布每一社区，馆藏丰富，办证容易，借阅手续简便，服务周到，开馆时间长，而且不分节假日地向一切人免费开放 。不论是学者、作家、老人、儿童、外来移民或无家可归者，都可以来馆寻找资料、读书、学习。公共图书馆早就成了美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民众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场所。今年年初，好友金丽来信，谈的又是图书馆。她八岁的女儿果子在念小学二年级，英语上了路，看书没什么障碍，进入了“图书狂”阶段，每天从图书馆借书回家。从动物故事到希腊神话，什么都看，连现今我们的大学生也未必接触的古典名著也找来看，还提出无穷的问题。有许多问题把聪明的金丽也问得不知该怎么回答——“什么是哲学家？”“为什么好人要被坏人整？”“为什么毛泽东当主席？”“恐龙为什么会消失？人也会从地球上消失吗？”……自从迷上书，画不画了，玩具也不摆弄了，几十个动物玩具一个挨一个，统统躺在地板上。果子每天至少读三本书，死活要一口气读完。金丽不愿意女儿这么小年纪就一头栽进书中，不去玩点别的。可是想尽办法，什么诱惑也不能把果子的注意力从精美、有趣的图书上转移开。连花一百多元美元给果子买的圣诞节礼物，也没玩上几天，又安置它们“睡觉”了。
       果子对书的痴迷劲，在国内因饱受课本和作业的折腾而变得痛恨书的孩子们眼里，简直不可思议，而果子能非常容易地得到书，又是国内同龄孩子难以想象的。光是她就读的那个学生很少的初级小学，校内图书馆就有几万册书，附近还有公立图书馆，藏书60万册。果子每天在学校借了还，还了借。如果不是她妈妈想控制一下她的“图书狂”，不让她再从公共图书馆把书往家里搬运，她还可以随时从公图借书。这样的读书条件，实在是令人羡慕。
       二、国内公共图书馆景观之一：大溃退
       国内小学一般是没有图书馆的。除了部分中学有图书室以外，充其量在大城市里按大区设立的少年宫里可能有专供孩子们借阅的图书馆。最近广州市有个统计数据。在这个城市，平均11.8万个孩子才拥一个图书馆或者图书室。这个标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4000个孩子拥有一个图书馆的标准相差30倍。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特别是穷乡僻壤就更别提了。而社区公共图书馆，莫说小学生不知道，像我这样生活在大城市的大学教师都不知道在哪里。说准确一点，不是不知道，是现在基本上就没有。我所在城市，原来的市图书馆早已被蚕食掉了许多地盘去经营茶馆，人们在那里吆五喝六、打麻将、展鸟笼，煞是热闹红火。剩下的图书馆部分则奄奄一息。除了市图书馆，过去还有个省图书馆，据说是全国十大图书馆之一。在学院图书馆找不到的书，可以到那里去想办法。尽管手续繁琐、开馆时间短暂，再加上各种莫名其妙的限制，会让人去了一次就几乎要永远断了再去的念头，但好歹有个公共图书馆耸在那里，万一又需要找什么在校内没有的资料，这折腾人的图书馆总还是一条后路。不幸，处于商业集团包围中的省图地皮被商家相中。省图将从市中心撤出的消息传开，沸沸扬扬引起了一番争议。省立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是大城市记忆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的重要象征，如果让出省图地皮，不但给读者带来许多不便，而且简直是文化的一场大溃退。然而，一如已经在其他一些大城市发生的那样，在商业利润面前，或者说，在商家给出的诱人的地皮费面前，“文化”连招架之力也没有。省图被大卸八块了，只靠底层还暂时保留着的一点象征性借阅服务在苟延残喘。说是在二环路以外另建新馆，如今至少已过去五年，允诺的省图书馆新馆仍是千呼万唤出不来。而在此期间，早已大大过剩的高级宾馆、高档饭店、豪华舞厅遍地开花，到处在迅速地拔地而起。
       就算新馆早迟会建好，投入使用，那么远的地方也令人望而却步。而且，孩子们是进不去的。更别异想天开，以为可以像美国那样从国会图书馆到社区图书馆的所有公共图书馆，不问国别，不论年龄、身份和职业，无需查验什么证件或索要什么特殊证明，向一切人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一切馆中所藏。
       三、国内公共图书馆景观之二： 国家图书馆作出的“表率”
       在我收到金丽来信后几个月，从报上读到一则消息。在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入口处竖着一块告示牌，赫然写着：“中学生、无单位者和宠物不得入内”，预先就排斥了两部分公民使用图书馆的权利——这两部分公民仅无单位者就要占人口的大多数：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城市个体户、家庭劳动者、流动的打工仔，……都属于“无单位者”。其实，在没有竖起这块告示牌之前，中小学孩子和所谓“无单位者”就进不了这气派之地。像美国那样，孩子们把图书馆当乐园，无家可归者把图书馆当天堂，可以一整天泡在里面读书，在这里简直是天方夜谭。哪个居无定所的打工仔要想试试进去，不被当作盲流“挡获”而只是被赶走，那就要算最好的结局了。即使不在排斥之列的人，也没有自由使用一切图书资料的权利。动辄把人分等级的陋规和对保密的嗜好，使很多资料对公民实行了封锁。所谓“保密”级别的资料连专门从事有关研究的学者、教授也不得借阅，但却可以供有相当党政级别的官员使用，哪怕占据这级别的官员可能是弱智或半文盲。有的学者千里迢迢专程来京查资料，受到百般刁难和无休止等待的折磨，最后发出感慨：“借书难，难于上青天。”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全民经商潮狂卷全国，公共图书馆不甘落后，也纷纷“下海”，搞起“有偿服务”。对此，人们的议论还未平息，国家图书馆又出新招，宣布从5月30日起，把外文图书外借证押金上调5倍，每证需1000元。对于城镇人均年收入不足六千元（人均年收入仅两千多元的农村人口就不提了，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使他们与国家图书馆根本就无缘）、人均月收入不足500元的中国人来说，原先的每证200元押金就高得离谱，一下子调高5倍，看来这图书馆也准备加入到高尔夫球场、豪华歌舞厅、豪华饭店之类高“消费”行列，成为富人才能进出的地方了。如果说过去贫而有志者还可以借图书馆的一个读书天地修成“正果”，而今连这条路也被堵上了。
       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也是最高级别的图书馆。它的衙门化、商业化以及对低学历者和底层人物的排斥，自然会为各级图书馆所效仿和发挥。图书馆借书难，是有普遍性的。这种现状与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差距十分惊人。其实不止与美国差距惊人，与英、法、德、意、俄、日、瑞士以及北欧诸国的差距同样惊人。如此触目的图书馆差距背后是更深刻的价值理念上的差异。此处要声明一下，我这里说的价值理念的差异，不是可以用东西方文化差异来搪塞的，因为我们的图书馆现状暴露的是对人民的受教育权利、自由阅读、自由分享知识信息的权利的漠视。而这种权利应是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所共有的。
       四、欧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价值支撑
       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很悠久。但真正的公共图书馆概念——公图不仅为学者服务，而且向人民打开大门，就是说，向一切人免费开放，这在世界上是由美国独创的；而真正的公共图书馆则是在欧美各国与公共教育的普遍实施同步产生的。19世纪掀起的公共图书馆运动与当时全民教育体系的建立相辅相成，两者都基于“以人为目的”的价值理念，基于民主制的巩固需要受过教育的公民这一信念：坚信每个人都有权通过分享人类文化遗产、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心灵、开发自己的潜力，并找到一条实现自己梦想的途径；坚信人民要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要有效地参与政府决策，就必须受教育，必须能自由使用文字记载的一切知识。所以，无论是通过建立全民教育体系提供学校教育，还是给全民提供利用图书馆的条件，都是为着使每个人能分享人类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如果说学校是对人进行正规教育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则是人们通过自由阅读来充实、提高自己的地方；而当学校教育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每个人都受到足够的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公共图书馆作为学校教育体系的补充，是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可以进入的免费的“学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美国家的人民习惯于把公共图书馆当作“民众大学”。
       二战以后，公共图书馆对于民主制的巩固，对于公民实现参与权的关系被更明确地提了出来。公共图书馆作为民众大学的任务和职责也有了进一步扩展。1964年丹麦的《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要以免费向公众提供大量图书和其他适当资料的方式，促进情报、教育和文化活动。该国的图书馆委员会在70年代提交的一份报告则进一步指出，公共图书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个人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并且为个人提供自由表达思想以及在公共团体的决策中发表意见的机会。图书馆需要通过促进社会团体内部的文化生活和传播信息来实现这个目标。——像这样的观点，在欧美各国已是共识。在所有这些国家，职能延伸了的公共图书馆成了给人们提供各种日常情报和参考的中心。在这样的中心，公民应能获得关于实际问题的可靠和公正无私的指教，应能使自己在复杂的社会中确定生活方向时从这里得到帮助。
       美国作为现代图书馆运动的发源地，它的公共图书馆在扩大自己的任务方面做得更出色一些。当此间以不菲的收费和令人却步的高额押金把穷人排斥在图书馆大门之外，又用各种限制和保密借口使能进入图书馆的人也不能自由利用馆藏之时，人家的公共图书馆早就在给自己加上新的社会职责了。譬如，千方百计把服务扩展到通常不是图书馆的读者的那部分人中去。美国图书馆业意识到，不常进图书馆或者根本不进图书馆的这部分人通常是居民中的大多数。他们中很多人受教育较少，容易走入迷途，又经常为贫穷所困扰，最需要通过图书馆提供的免费服务来提高自己。为此，图书馆突破了传统的等读者上门的路子，主动走出去找读者，上门服务、建立流动站、为宣传图书举办报告会，并与社会福利机构、戒毒康复中心、监狱等机构联系，把图书送到最需要帮助的那一部分人手中，把非读者变成读者。
       五、“民众大学“的缺席
       在人家千方百计扩大读者群之时，我们的“公共”图书馆用各种限制预先取缔了大部分公民进入图书馆的权利；在别人致力于帮助社会底层接触到图书资料，获得自己所需的知识和情报之时，我们的“公共”图书馆以金钱为杠杆，进一步人为缩小读者群。这把公共图书馆也变成不纳买路钱便不得入内之处的一步，是与敲骨吸髓式的教育“高消费”几乎形影相随的。无缘进学校的人，同样也无缘进图书馆。在中国，本应成为民众大学的公共图书馆，既因为数量太少，又因为衙门化、商业化而在事实上缺席了。结果，因贫困而被排斥在校门外的人也被排斥在公共图书馆之外，连补偿性的自我教育机会也被剥夺。不知我国在教育、公图等事业上的决策者是否担心过：这些受到双重排斥的人有一天会发问：这个国家是属于我们的吗？
       衙门化、商业化的原因人们心中有数，无需赘言。若问公图为何数量太少（据1996年统计，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2631个，大约平均50万人才摊得上一个，而总人口仅600万人的瑞士早在80年代就有6000个各类图书馆，平均每一千人拥有一个，美国是4万多个图书馆……）。资金困难不是合适的说辞。中国不富裕，但在公费吃喝、重复建设、举办这节日那庆典和其他不着边际的事情上大把花钱的劲头，会让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也吓一大跳。
       李大钊先生早在80年前就提出要多办市立图书馆，提出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80年前的希望，至今仍然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