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大多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历史细节，特别是事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心态很少作深入细致的记载和描写，实际这些生动、富于感性的材料才能使读者对那个时代有个更具体、更亲切和更深刻的感受。历史事件只有化为个人的感受，才能对人发生作用。史书上“循吏传”多了，其感动力不如一出包公戏，因为后者给观众带来的是具体感受。要对袁世凯帝制活动有个感性的认识，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看一看各种人物生动的表演和发生过多少可憎可笑之事，那么《洪宪纪事诗》是不可不读的。
《洪宪纪事诗》是以诗加“注文”的方式记载历史的。以组诗的形式记载一段历史，这种作法大约始于唐代王建的《宫词》。这组《宫词》只有诗，没有注，到了明代，宫词才开始有注。诗是注重感情和细节的，用这种文学性很强的体裁写历史，不仅使读者看到历史的细部，还会受到历史氛围的感染。
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的“洪宪王朝”与法国的拿破仑第三通过政变建立的王朝，在外观上很相似，都是一场充满了笑料的闹剧。袁世凯也许认为自己干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建立中华大帝国，为子孙建立万代基业，可是，它从酝酿到出台似乎没有任何正剧的内容。可悲的是，竟有一些新旧知识分子极为认真地卷入其中，这是能给后人许多教训的。
袁世凯一伙人在舞台上演得越严肃，在旁观者看来就越可笑。本文要说的王壬秋，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他为洪宪王朝的宫廷大门(即今天中南海南门)题了一副对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是“旁观者清”。这是年过古稀、经历许多战乱和政治风波的饱学宿儒对于洪宪帝制活动的感受。
《洪宪纪事诗》的作者刘禺生更是一个旁观者。他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多年，当然是洪宪帝制活动的反对者。然而，写此书时，大多时候刘禺生是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上的，不动火气，平静地把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显示其可笑、可憎之处，使读者忍俊不禁。孙中山先生在为《洪宪纪事诗》写“叙辞”说他与刘禺生“畅谈《新安天会》剧曲故事(此书所记的一个情节)，予亦不禁哑然自笑”。《新安天会》就是用不伦不类的“现代京剧”丑化和讽刺孙中山先生，而孙先生却从“旁观者”的立场看出了可笑。《洪宪纪事诗》一问世，便脍炙人口，风行一时，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刘禺生的老乡董必武同志在1960年为刘的另一本著作《
世载堂杂忆》写的序中，也指出《洪宪纪事诗》初出版时，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如果现在有一本以这种形式和文采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书肯定会风行海内外。
一
我说《洪宪纪事诗》中有许多可笑的人和事，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一伙人所做所为与那个时代(“五四”前夕)极不和谐，人物与背景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才造成了笑料。
本文要说的是清末民初的两个大名士：王壬秋和杨度。这两位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湖南湘潭人，王是老师，杨是学生，两人都受到当时巅峰人士的重视和利用，他们都热衷作“帝王师”，热衷于搞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出身的家庭地位都不高，他们后来取得的成绩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他们两个人都有很可笑的一面，在洪宪黑幕之前，显得很滑稽。王壬秋和杨度对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杨度老想把他老师拖入洪宪活动的泥潭中，这一方面可以加大帝制活动的力度，一方面也抬高自己在袁世凯集团中的地位。而王壬秋却没有把自己交待给袁世凯，一直是在冷眼注视着这场表演，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这些在《洪宪纪事诗》中皆有精彩的描绘。
王壬秋名王运，字壬秋。自清同治以来，就以诗文与经学有名于时，到了民国初年，如钱基博先生所说：“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运”(《现代中国文学史》)。可是，王壬秋不以文章家自居，他在去世前，伏枕疾书自挽说：“《
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
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掷笔而逝。可见他认为自己本应是经学家、政治家。他的经学著作不少，对于晚清经今文学派的昌盛有一定的贡献。他更认为自己长于纵横捭阖之术，应该在晚清政局变动中产生影响，实际上，是一事无成。他在曾国藩幕府时，曾秘密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可惜，曾氏没有那么大胆子。肃顺对王也是很看重，曾在咸丰皇帝面前推荐他为翰林。在召其进京的过程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诛杀了顾命大臣肃顺等人。王壬秋失去了依靠，入京选官之事只得作罢。从此，他再没有遇到过可以接近中枢的机会。玩弄“帝王术”的人士，要有所凭借。他们或是接近权力中枢，或是依靠实力派。总之，要凭借他人的力量为自己建立事功。中年以后的王壬秋两边都不搭界，则不免有生不逢时的感喟。
民国三年，窃得民国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还不以此为满足，他担心的是怕失去大总统的名位和权力。当然，此身不失，还能把大位传给后代的最佳办法是做皇帝。为了筹备帝制，袁世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不但要找能为帝制帮忙的人材，还不能少了帮闲人物，因为有了这些才使人觉得“圣朝无阙事”，对时代产生一种完美感。袁氏王朝的帮闲人物包括前清遗老和京内外的耆旧名宿，为了安置这些人物，袁世凯仿照历代的模式开办了国史馆。杨度推荐王壬秋为馆长，当时王氏已经八十有余，被视为学界之大老，又是袁世凯心腹杨度的老师，自然要借重他，帝制诸臣无异议。袁世凯对此事也颇重视，他派使者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聘书，奉三千银元，并指示湘鄂豫直四省将军、巡按使沿途照料，护送入京。一路之上，火车轮船，送往迎来，十分风光。
已经有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王壬秋，从湘潭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但是他此行却带有游戏的性质。在武昌大宴抱冰堂时赋诗言志说：“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这不单纯是文人士大夫的矜持或矫情，确实能反映他对现实政治的感受。王壬秋虽然一生都在传经授徒，可是他心系政治，在官场上进进出出也有了四五十年的历史，又经历了太平天国、“祺祥政变”、戊戌变法、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熟悉这些黑幕政治的内涵及背后的操作(他所欣赏的“纵横术”就是这一套)，因而王壬秋是谨慎的。他也知道所谓“国史馆”纯粹是太平盛世之点缀，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自己根本没有进入洪宪帝制活动的核心。甚至他认为连杨度本人也不是权力中枢里的人物。王壬秋不想在他看来没有多少意义的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因此，他到参政院开会，也只是“未闻其说，随众举手而已”，表现得特别消极。这一次他只在北京呆了半年多一点，便不辞而别了。这位老名士很会处理官场里的进退，他很好地利用了一个契机。
当时，拥护洪宪帝制的人中有一群很疯的女郎。她们是北京达官显贵的小姐或姨太太，并自称大总统门生。她们冶服香车，招摇过市，胡作非为。她们醉心时髦，建立女子参政会，搞请愿、砸报馆，坚决支持袁世凯作皇帝。但她们做得太过分了，特别是砸报馆，得罪了舆论界，京城的报章上尽是讽刺和批评他们的文字。一些讽刺诗指名道姓，描绘了她们的丑态，甚至牵连到袁世凯本人。这样，大总统坐不住了，不得不下令整饬风俗。他指示使肃政史(相当清代的御史)夏寿康针对这些时髦女子的违礼背俗的行为具折上奏(这时还未恢复帝制，但是官制、礼俗已经完全同于封建时代)要求整顿风俗。《洪宪纪事诗》中记载这个奏折中的“警句”：“处唐虞赓歌之世，而有郑卫秉间风。自古帷薄不修，为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礼教之防。其何以树朝政而端国俗!”这些句子是当时盛传于京城的。此折一出，内务部长朱启钤也坐不住了，一来这件事是他职责之所在，二来朱府上的三小姐就是这些时髦女性中的“班头”，当时有人写的打油诗就有这样的句子：“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所以，内务部令城厢警察密禁在京官眷，约束她们的行为，京中风气为之一变。
趁此机会，王壬秋便根据夏氏奏折表示要辞去自己的国史馆的馆长和参政院的参政的职务，其“理由”具于呈文之中：“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在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职兼各职事。”所谓“帷薄不修”，也就是内宅家眷行为不够检点之意。当时，王壬秋的生活起居完全依靠保姆周妈，特别爱张扬的王壬秋公开对天津《益世报》的记者说：“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此语一出，舆论哗然。上海《时报》发表了《周妈传》。一首写王壬秋与周妈关系的《老荡子行》传遍全国。北京的《顺天时报》还揭露了周妈左右王壬秋，在国史馆招权纳贿等事。因此，他在辞呈中说：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这个辞呈是话中有话，把周妈当做挡箭牌，借坡下驴。于是，他把国史馆的大印交给杨度保管，11月间登车而去。在火车上他也没有忘了给袁世凯写信，说明自己辞职的理由。不过信中主要提到了国史馆经费不能到位，馆职本属名誉性质，因有月俸，遂成利途，弄得他很不开心，于是，便掼纱帽而去。
当然，这些都是借口。章太炎就说：“缃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如此。”
令人奇怪的是一辈子都幻想要在改朝换代过程中起“谋主”作用的王壬秋，为什么面临着即将出现的洪宪王朝，不肯与袁世凯合作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其原因很多，例如年龄已老，阅历已多，不太愿意陷入前途莫卜的冒险中去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不愿意在他驾下称臣。王一生热衷于“帝王术”，要选“明主”而事，抓住非常之机会、谋划非常之韬略，建立非常之功业。换句话说“帝王术”就是物色、选择、辅佐“真龙天子”的权术，其中“物色”是第一义的。杨度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感，对当时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大多吻合，他把袁看成当时的第一伟人。而王壬秋与袁世凯没有个人渊源，对于他没有特别的好恶(袁处理他的门生宋育仁一案，还使其虚惊一场)，因而，对袁世凯的评价更客观一些。比如袁世凯在称帝过程中也是畏首畏尾的，不仅要各省之“公推”，又要广询“民意”。对此，王壬秋说：“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专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没有受过新的思想意识影响的王壬秋主张的更是“原汁原味”的纵横家的一套，只要有力量就有理，只要拥有最后的胜利就拥有了历史。这是原始纵横家观察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原则。在王的眼里袁世凯不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其帝制操作更是瞻前顾后，当断不断 。因此，王壬秋虽然也认为“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只有帝制才是中国的出路。可是袁世凯断非未来皇帝适当人选。用他给杨度信中的话说，“总统系民主公仆，不可使仆为帝”。因此，他劝杨度不要在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最好是回乡隐居。当民国四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自己接受帝位时，此时在湖南的王壬秋还是“遥领”国史馆馆长这个职务的，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杨度只好替他拟了一个“劝进电”，以应付袁世凯。据小说家言因为王的“劝进”是有代价，价格是十万现大洋。钱一直未付，袁倒台后，王壬秋还派周妈到北京“新华宫”去要账。
二
杨度虽然不是洪宪王朝的权力核心的人物，但他还是进入了袁世凯圈子的，是袁能向他讲私房话的人。自1912年，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后，就不断地向皇帝这个目标努力，而且，做了许多为帝制作铺垫的事情。然而在公开场合，谁要谈论复辟，谈论帝制还是要受到惩处的。湖北商人裘治平上书大总统说“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请袁世凯下令恢复帝制。袁借此下了一个很长的命令，严惩裘治平，以表白自己对共和的忠诚。公开不能谈论帝制，而心中又常惦记着作皇帝，这种心里话袁世凯是可以与杨度说的。杨度自然明白袁世凯的心理，所以杨度公开谈论帝制就会受到袁的保护。他敢于打出“研究学理”的旗号建立筹安会，这是得到袁世凯秘密授意的。表面上杨度们说筹安会是研究一下看什么制度更适合中国，实际上是想探测国人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态度。当有人向袁世凯指出，杨度等人搞的危害共和的帝制活动应予取缔时，他搬出“言论自由的原则”作为挡箭牌，仿佛是个人权捍卫者。杨度自己认为他从留日以来就守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十多年来不变，因此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就是自然而然的。他把这场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的政治赌博美化成实现自己政治追求的理性活动，事后，决不认错。实际上这是欺世之言，难道他不知道，他挑头办的筹安会是与袁世凯在演双簧?杨度在拉严复进入筹安会的前一天，到严家对严复说起数日前他打麻将赢钱的经过。他“挟二千金之天津访所眷某姬，约友作雀戏，以千元作底，加旺子百元，和与翻无限制；会吾轮庄牌，作饼子清一色，案上碰出八九饼”，然后自摸成和，“一次所赢，已逾万金也。吾以是知吾运已入亨通之境，以有所图，必当如愿。”杨度认为自己正处在洪运高照之时，会一通百通的。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杨度才办筹安会。在动员严复加入筹安会时说：“日者相者俱判吾鹏程万里，行且将扶摇上青天。吾不得已告公博塞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从，何鳃鳃虑夭阏也。”通过洪宪王朝获得个人的发达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洪宪帝制活动中，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没有多少。袁是北洋团体的缔造者，北洋集团中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哪个不是他提拔的?可是连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所谓“龙、虎、狗”)不是站在帝制活动之外(王士珍)，就是阳奉阴违，而且，背后还搞小动作(段、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幕府高参张一麟公开向袁讲明他不赞成帝制，而且劝袁世凯也不要这样做。甚至连“皇二子”袁克文也“作讽诗示几谏之意”。他的《感遇》中写道：“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首诗盛传于当时，气得袁世凯把他拘禁在北海。这些是被袁世凯所知的其内部不赞成帝制、或不积极支持帝制的人物。就是那些洪宪活动的积极分子如自称是袁氏父子“开路先锋”的“四川将军”的陈宦，在袁世凯称帝受到各省抵制时，他马上“反水”，通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一手差点把袁世凯气死。我想之所以如此，除了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外，当时帝制不得人心的大环境是个决定因素。
非常奇怪，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远没有那些北洋军人们深，然而他对帝制的忠诚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为什么呢?因为北洋军人们都已有了实权，袁作了皇帝必然削弱他们的权力，客气点的是杯酒释兵权；残酷一点就是身首异处。自然他们不会支持帝制活动。而杨度是要通过支持帝制来获取权力的。
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杨度显得特别笨拙。他本来是立志帮忙的，目标是“洪宪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所以才办筹安会(本来袁世凯不希望由杨度办，因为当时人们都知道袁与杨的关系)，第一个公开打出恢复帝制的旗号。没想到筹安会毫无作为，只在“征求民意”上下功夫。难怪王壬秋嘲笑他说：“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合理哉!”王无愧是搞“帝王学”的专家，哪个皇帝是由民众选出来的呢?杨度的“迂”，使得他从帮忙滑到了帮闲。《洪宪纪事诗》中所记筹安会的活动大多属于帮闲一类。许多是很可笑的。如《洪宪纪事诗》第99首：
讲经别会定南池，一卷楞严报主知。
说到波斯亡国事，城东黑夜走禅师。
这首诗说的是筹安会建立后，杨度、刘师培(北大教授，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以儒教为经，迎衍圣公孔令贻入京。孙毓筠自命耽精佛典，乃倡议迎名僧月霞、谛闲来京讲《楞严经》，恭颂政教齐鸣之盛。这两位禅师被迎到北京后，在东城的锡拉胡同设静禅堂，听讲者每日达数百人，上至“皇子”，下到洪宪群臣都有人来听讲。有一天，月霞升坛讲“俗念”一章。他说：“万事皆起于欲，万事亦败于欲。至人无欲，能通佛路。达人去欲，乃获厚福。常人多欲，一切事业，纵因欲兴，亦因欲败，事成知足而能去欲者鲜矣!天道之盈亏有定，人生之欲望无穷。当日波斯国王，征服邻近诸国，身为皇帝，仍穷兵黩武，欲使世界无一存在之国。一旦事败，内忧外患迭起，国破而身亦随亡，足见欲望者为败事之媒，是以君子务慎欲也。旷观世界历史人物，作小官者，欲为大官；作大官者，欲为宰相；得作宰相，欲为皇帝；既作皇帝，又欲长生不老，求仙寻佛，以符其万万岁之尊号，皆‘欲念’二字误之也云云。”这本来是中国道家、佛家的基本理论，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月霞大师没有想到其座下的听众正是一帮“欲为大官”、“欲为宰相”、“欲为皇帝”的名利之徒。他的这些话，是当着和尚骂贼秃。于是，这些听众大怒，纷纷指责月霞是“藉口说法，诋毁当今”。甚至要把他送到军法处，按军法处置。吓得孙毓筠连夜把月霞送往丰台，坐火车逃往天津。本来是想通过“三教”的名流在北京讲坛上宣扬其教理，以体现盛世能包容一切。最后还是弄巧成拙，可笑之极。
像这一类事情杨度、筹安会干得很多。如“论证”共和制度没有力量，因为它是女性，因为《汉书·外戚传》所载汉代宫中女官里有“共和”这个名号，于是严复等就把共和制度定为“女性”。于是，筹安会的理论家们就说，实行共和制度，国家必弱；帝制是阳性的，中国只有靠帝制才能富强。又如，当年北京郊区闹蝗灾，蝗虫遍地都是。这时筹安会的考证家们又提出蝗虫背腹皆显现出“王”字，是上天藉此预示着人间将有“王”产生了。正如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对袁世凯所说的，“筹安会之流谋，皆文人徒事空言，无实力武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杨度立志帮忙成了帮闲。
袁世凯对帮闲人物是持可有可无态度的，杨度在筹安会运作起来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于是，他从袁世凯的帝制策划人，慢慢滑向“皇太子”袁克定，成了他的高级幕僚。洪宪帝制中最积极的实际上是袁克定，如果说袁世凯搞不搞实际的帝制，当不当真皇帝，自他作了大总统之后，到他死一直是有点犹豫的。可是袁克定一心一意想的是促成帝制，把老爸赶紧捧到皇帝位子上去，将来他好接班。从这一点上看，他与杨度是非常一致的。因此，在袁克定退居小汤山之后，每天与杨度往来，事无巨细，都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人说，“杨度言论，代表克定”，这对杨度本意来说也许是个悲剧。其实，他帮助小袁做的无非是如何坚定袁世凯对帝制的信心，如何让袁世凯更快地走向皇帝的宝座。杨度在协助小袁的过程中倒是充分运用“帝王术”，像老袁只看《顺天时报》，小袁就伪造了一份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报上刊登都是支持“洪宪”帝制的文字的“奇谋”，可能就是杨度的主意。不过这种掩耳盗铃的“奇谋”，早就被战国时代看重“术”的纵横家嘲笑过了。
《洪宪纪事诗》记载的杨度在洪宪帝制活动中的种种作为，除了丑恶一面外，大多是喜剧性的，令人感到可笑可气。杨度的活动是喜剧性的，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严肃和崇高的成分。而杨度认为洪宪帝制活动是个崇高的悲剧性的事件，是袁世凯的软弱才使其中途夭折。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中，1916年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杨度对此不满，于年4月10日辞去参政职务。人们追究帝制活动责任，要求袁世凯从大总统的位置上也退下来。杨度于4月20日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苟蕴孽一身而有裨国事，刀锯鼎镬，其甘如饴”，并表示反对要求“元首退位”。当然，这些都是激愤的话，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不仅不错，而且，正确得很。人们把洪宪帝制看成滑稽戏、闹剧，但杨度要把这场戏演到底。确实只有他演到了最后，戏的主角袁世凯的精神和身体都顶不住了，他第一个退场了，从皇帝位上下来后不到三个月，就于6月6日病死。临终之前，他的遗言是“杨度误我”。次日，杨度到袁府上吊唁，他用丈余长的贡缎书写了挽联，从中可见其对洪宪帝制事件的认识：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以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副挽联的用意很明显，是说中国特有国情，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不仅共和制度耽误了中国，而且勉强实行共和制度的中国也败坏共和制度的名声。下句是批评袁世凯轻易地放弃了洪宪帝制活动，结果不仅自己吃亏，而且，也败坏了君主立宪制度。
黎元洪继袁世凯担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为了满足各地各派反对帝制者的要求，由黎发布要通缉“洪宪帝制”分子的命令。被通缉者，最初主要包括筹安会“六君子”与以朱启钤为首的“七凶”，共十三人，或称“十三太保”。后来“十三太保”中的许多人因有各种关系而被保护除名。惟有杨度等个别人不得已逃到外地藏了起来。杨度藏到天津租界里，他表示，宁愿接受审判，也决不认错。不仅对他所敌视的段祺瑞如此，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改组国民党时，杨度请孙先生实践在日本东京时的约定，准许他加入国民党，孙先生要他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的错误，向全国人民道歉。杨度不肯检查，在这一点上，他不如筹安会的“副理事长”孙毓筠，孙写了“忏悔录”。不过，到了晚年，杨度以加入在当时来说最先进的组织来表白自己的一片为国之心。这是不是“帝王术”再一次实践，这就非局外人所能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