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是个很有名的人。他的有名是因为他在苏联的工业化建设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如火如荼的岁月里成了一面旗帜，一面鲜亮的、红得让人眩目的旗帜。
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是个被写进史册的人，他的生涯因为斯大林的赞誉而成为“工业化”的不可分割的一段历史，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定论而永彪史册。
由斯达汉诺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由普通工人而飞腾为一个运动的领袖，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神话。斯大林说：“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样写：“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我们的人才已经掌握新技术和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长的最明显的例子”。
65年来，斯达汉诺夫的采煤工作法一直被赞誉为是苏联当时从未有过的先进方法，一直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新高涨的标志。似乎事情是不容置疑的，但红旗下欢呼声中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情况到底怎样呢?
斯达汉诺夫是顿巴斯中伊尔敏诺一个矿井的普通采煤工。当时的采煤作业都是这样进行的：一个人既管采煤又管加固工作面。那就是说，采煤工先采煤，然后把风镐放在一旁，自己去加固工作面，然后再去采煤，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工作结束。这种古老的采煤方法已经在俄罗斯的矿井中延续了许多年了，尽管矿井的外面，斯大林的“直接工业化”已经风风火火地实施了好几个年头，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被胜利地宣告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以高指标、更高的指标高速推进，而在井下，却仍然普遍延用旧时代的开采方法、缓慢的生产进度、低效率和低产量。
这种景象不仅在矿井中存在，而且在所有的工厂、企业和工地上都能见到。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宏伟计划和赶超美国等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伟大目标，另一方面却是机器设备的陈旧和不足，尽管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改造，但在大量的生产过程中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与此同时，工人文化水平低下，更不用说技术水平了；一方面是虽然食品和物品的配给制度已被宣布取消，但物质供应仍然不足、工人的生活水平很低，另一方面却是要求工人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来持续进行不间断的生产。这种极为矛盾的情况对越来越高指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完成是致命的阻碍。但斯大林认为，技术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因素问题。于是，他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斯大林还十分明确地说：“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当然，这里的干部和人才并不是针对知识分子而言，他讲的是工人，而且只是指的工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实质上就是“掌握技术的工人决定一切”，它在实际进程中就演变成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是以工人劳动竞赛的方式来迅速提高生产率，使生产指标能够不断地被突破和更新，二是以向国家交出“优秀”和“良好”的产品这一惟一的标准，使“先进工人”脱颖而出，从而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队伍施加推动力。
高计划就必然要求高速度、高额的产出和高效率。于是，生产计划愈被突破就愈被赞誉为是先进，一个工人的产出和效率愈高就愈被颂扬为是掌握了技术的“人才”和“新干部”。事实上，在斯达汉诺夫之前就有了不少的这样的人才和干部，比如说用新的砌砖方法加快了盖楼速度的奥尔洛夫，他和他的同伴们用55天的时间就盖起了本该应在半年内盖成的大楼，只用27天的时间就盖好了一幢四层楼的学校。又比如，顿涅茨克的矿工伊佐托夫在1932年的夏天就创造了定期采煤20吨，即超过定额三倍的工作法。跟着他的脚步走的采煤工人甚至被称为是“伊佐托夫人”。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这些工人都一下子名扬苏联，成为各自部门的标兵。然而，他们却都未能成为一个运动的领袖。这也许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处于高计划和高效益矛盾激化的阶段，这也许是由于他们的高指标尚未能充分满足“直接工业化”的要求。于是，运动的领袖这样一种光荣和荣誉就在1935年风云际会般地落到了斯达汉诺夫的身上。
1935年8月30日到31日的夜间，斯达汉诺夫不再是一个人下井采煤，他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他只管采煤，负责清理和加固工作面的工作由两名助手，两名极有经验的矿工来承担，他们是鲍里信科和西加廖夫。斯达汉诺夫在5小时45分钟的工作时间里，采煤102吨，超出当时普通定额的13倍。第二天，正是国际青年节，《真理报》立即发表了斯达汉诺夫打破采煤纪录的消息。接着各个报纸和电台相继报道了斯达汉诺夫的惊人业绩，随之，包括伊佐托夫在内的采煤工人掀起了一个追赶斯达汉诺夫的热潮，最后是斯达汉诺夫本人再次“打破采煤世界纪录”，成了走在最前面的人，成了先进的先进、英雄的英雄。
然而，喧腾一时的媒体却不知为什么忽略，甚至忘却了某些“细节”。一是斯达汉诺夫的这个新的采煤纪录并不是他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他和他的两名同伴一起创造的。如果没有另两名工人帮他加固工作面，他在额定的时间里不可能采出这么多的煤。这就是说，这“102”吨的采煤新纪录是三个人干出来的，这个超额“13”倍并不完全属于斯达汉诺夫一个人；二是，斯达汉诺夫这次采煤仍然使用的是老风镐，并没有采用什么新技术，所不同的只是他只管一个人朝前采煤，其他的事都不管。因此，充其量，也只能说斯达汉诺夫合理地进行了劳动组织，最有效地、最大强度地利用了他本人的单位工作时间。
当然，被人故意忽略和遗忘了的还有其他的事，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一份发黄了的会议记录。8月31日清晨，斯达汉诺夫所在的矿党委在确认了斯达汉诺夫的采煤纪录后，立即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党委会，会上通过了一份特别的决议。这份决议对于认识“斯达汉诺夫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妨全文引述如下：
1把斯达汉诺夫同志的名字登上矿井优秀人物的光荣榜。
2给他颁发总额为一月薪金的奖金。
3在9月3日前给斯达汉诺夫同志提供一套技术人员的住房，并在里面安装电话。
4请求矿管理局长费尔信科同志准予矿长用矿上的钱为斯达汉诺夫同志的住宅配备一切必要的沙发家具。
5请求“五一”煤矿工人委员会主席伊格纳托夫同志和煤矿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施密特同志发给斯达汉诺夫同志家庭疗养证。
6从9月1日起在俱乐部中指定两个专座给斯达汉诺夫及其妻子看电影、看演出和参加各种晚会。
79月10日，在斯达汉诺夫的新居中举办晚会，邀请矿井的知名人士、风镐能手格里申、斯维里多夫、穆拉什柯和伊佐托夫同志来参加。
8宣布开展采煤工争当掌握技术的优秀风镐能手的竞赛。
9向所有区段的领导、党小组长、工会小组长和矿委员会建议：
a不迟于9月2日，所有的区段都要以班为单位研究斯达汉诺夫同志的经验和所创造的纪录；
b9月3日召开采煤工人的专门会议，区段的“三人领导小组”务必参加。会上听取斯达汉诺夫同志讲解他是如何掌握风镐工作的高级技术和用它打破生产的世界纪录的；
c开展区段的争当矿井优秀采煤工人的竞赛；
10矿党委全体会议认为有必要预先指出并警告那些试图诬蔑斯达汉诺夫同志及其纪录是偶然现象、是杜撰等的人们。党委认为这些人是反对我们矿井和我们国家最优秀人物的最凶恶的敌人，而这些优秀人物把一切都献给了执行党的充分利用技术的指示的工作。
党委相信，在斯达汉诺夫同志之后将出现新的英雄，党组织将高兴地和骄傲地欢迎他们，他们是决心以自己的工作、自己诚实的劳动执行党的充分利用技术指示的人。
这份决议和这次党委会显示，斯达汉诺夫运动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的出现和中央特派员的工作密切相关。这时党中央正在全力推进寻找和培植“突击队员”和“优秀工人”的运动，因为领导人深知没有“突击队员”和“优秀工人”的突破纪录和他们创造的“高纪录”和“更高的纪录”，就无法证实不断更新的和一再提高的计划指标是有科学根据的，是可行的，是有伟大前景的。于是，中央往各处派出了寻找和培植“突击队员”和“优秀工人”的特派员。派往斯达汉诺夫所在的中伊尔敏诺矿井的是曾当过矿工的彼特罗夫。据有关的材料说，他曾多次下过矿井，和工人研究提高采煤量、争取更高的生产指标的各种做法。最后，他决定了后来斯达汉诺夫实现的那种“新采煤工作法”。尽管这种做法还不能完全称为是技术上的创新，而且这样一种把能干的工人都集中在一起的“新工作法”也不是到处都能实现的，彼特罗夫毕竟还是靠行政命令的手段，让斯达汉诺夫小组将这种方法付诸实施。这种工作法的成效是不是像官方材料所说的那样，甚至都打破了采煤的“世界纪录”，不得而知。但是，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和不同的结论，显然是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所以，彼特罗夫在这次党委会一开始就要求全体委员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一致意见，把这种做法肯定成是在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是一种技术上的创举。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彼特洛夫警告这是“人民敌人”的行为。所以，在决议的最后就有了一段反对斯达汉诺夫及其纪录者就是最凶恶的敌人的这段文字。在一个地方矿党委的决议上是不会有这样的声威并俱的谴责的，这显然是中央大员的口气和意志。因此，一个小矿井的事，一个普通工人的采煤纪录能迅速到第二天就在中央的《真理报》上报道出来，绝不是偶然的。
从这份决议还可看出，斯达汉诺夫运动所以能迅速推行开来并不完全是由于工人的政治热情和那种为社会主义前途英勇献身的豪情壮志。物质的因素、物质的利益，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推行和普及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由于斯达汉诺夫创造了“新纪录”，因此他获得的物质报酬是巨大的，工资大幅度增加，有了高额的奖金，并且马上有了住房、家具和电话，可以有特别的疗养症，并且享有俱乐部留专座的荣誉，而且这种疗养和专座的荣誉荫福至他的夫人。在苏联当时的那种社会条件下，这种荣誉和待遇是只有风云直上的国家大员、只有那些政治精英才能享受得到的。所以，斯达汉诺夫由于他的“新纪录”实际上在瞬间就成了一个有特权的人。这种特权是远离普通工人的，是远离他们的现实的生活水平的。高工资、有沙发电话热水供应的住房、迅速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是一般工人最迫切的需要和愿望。斯达汉诺夫的实际所得对广大工人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现实的刺激：像斯达汉诺夫那样干，就能迅速过上好日子。斯达汉诺夫的后面所以跟上来那么多的工人，斯达汉诺夫个人所以能发展成一种运动，而且这种运动经领导倡导和推动后能得到工人群众的认同，物质的现实刺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里有一个被人们遗忘了的问题，那就是自从斯达汉诺夫一出现，在工人的工资上实际上就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在此之前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计时工资，而斯达汉诺夫一结束那个创纪录的一班工作时，他领到的工资是以102吨采煤量来计算的：220卢布(试比较一下，当时煤矿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才2000卢布左右)。从斯达汉诺夫身上，工人们看到了一种榜样：在相同的时间里，你干得越好，你的产量越多，你挣的工资就越多。斯达汉诺夫开创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平均主义的计时工资不再认为是合理的，计件工资给工人平添了无限希望。当时有人曾对斯达汉诺夫运动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现象”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领计时工资的工人参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人数大大少于领计件工资的工人。在发黄了的档案纸页上所留下的数字是：在计时工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只占84％，在计件工中占392％，在按累进计件支付工资的工人中比例高达50％以上。
当然，这些数字并不表明工人参加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虚假的，是没有政治热情的，是不支持党中央的“工业化”路线的。比起苏联土地上的集体农民来说，工人是真诚地、积极地参加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他们也本能地期望这种“工业化”能改变他们的穷困和不文明的处境，能给他们带来光明的、美好的未来。因为，在他们眼中，苏维埃国家是和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生活分不开的。应当说，斯达汉诺夫运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又一个“四年零三个月的完成”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这至少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普遍地促进了产量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促使政府部门加大了住房建设和改进工人物质福利事业的投资，三是注重了文盲和半文盲工人的教育学习，随之年轻的工人干部大量涌现。
但是，斯达汉诺夫运动毕竟还是有问题的。
斯达汉诺夫运动并不像传统所说的那样，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而首先是一场领导需要的、自上而下培植起的运动。1935年，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面临新的严重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盘集体化造成了农业发展的迟缓，接着1932－1933年的灾荒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危机迫使国家处于危急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认为经济的不振是由于计划指标定得太低，只有加快再加快“工业化”的进度，才能摆脱这种危机状态：而政治上的异议，诸如对“直接工业化”及其速度的不同看法等，就被说成是“敌人”的破坏，是反党分子的进攻，于是也加快再加快了这方面的斗争。
于是，高指标、高速度成了这一特定时代的政治旗帜。于是，就必然需要一场体现了这种高指标、高速度的“群众性”竞赛和突击运动，就要它来证实领导有关高速工业化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是圣明的。然而，普通劳动群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政治热情和辛勤劳动却永远赶不上国家“工业化”计划指标的变更。国家的计划指标在不断地加大、加量、加快，于是追求更高的纪录，甚至是追求创造或打破世界纪录，就成了一种时尚，一种风气，一种衡量一切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高指标、高纪录就是社会主义，就是革命，反对高指标、高纪录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于是，高指标、高纪录逐渐成为一种虚幻的东西，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却在人的灵魂深处飘荡的、莫名其妙的骄傲和自豪之情。这种骄傲和自豪就是一切都要超过外国，苏联的一切都要成为世界第一。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整个进程中，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和见到这样的文字表达：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大洋彼岸工人们的最高指标抛在了后面”，“超过了世界上至今所知道的成绩和纪录”，他们所以创造出世界纪录，是因为“他们拒绝利用外国的工艺，而是靠自己的经验”，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这样一种骄傲和自豪导致的是与世界的进一步隔绝和沙文主义以一个接一个的新面貌出现。
只追求高纪录和更高的纪录实际上导致了只追求产量的现象。在产量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却是产品成本的恶性膨胀和废品、残次品的有增无减。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工厂不得不向需货方延期交货，需货方就不得不推迟自己生产计划的进度。这种环环相扣的现象是盲目追求高计划指标所产生的，可在那时的苏联，这一切却被解释为是知识分子的怠工，是“人民敌人”的破坏，而所采取的反击措施是：进一步提高计划指标，进一步开展为创纪录而斗争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不久出现的刺杀基洛夫事件和在斯达汉诺夫运动高潮中开始的“大清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必然恶果。
斯达汉诺夫运动为苏联提供了一个机遇，它证实合理利用和引导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和政治热情、正确和充分对待有着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何等的重要。列宁早就预言过，光靠工人的革命热情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可惜的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当年从一开始就被引入了政治歧途，在事后又被解释成为是一种纯粹政治信仰的运动。斯大林一辈子不喜欢“旧学校”、“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把希望总是寄托在他认为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身上。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精心安排。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事实上成了有意将工人和知识分子隔离和敌对起来的运动。另一方面，斯大林看准了技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但他却从政治斗争和闭关守国的角度看问题，把一切技术问题都说成是党内斗争。于是，他把斯达汉诺夫塑成了一尊神，因此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斯达汉诺夫不再是技术标兵，而成了一种真正的政治运动的偶像。
许多人都对斯达汉诺夫运动作过评价。在这一运动进程中访问过苏联的两位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都曾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留下了文字。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因此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评价也是不同的。也许，我们这些后人能从他们的文字中找到某些客观评价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东西。罗曼·罗兰说：“这显然是人的意识在劳动领域中的极大的觉醒。这种觉醒只有在工人感到自己是主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这种尊严和自豪是确实动人的!”安德烈·纪德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想出来对付懒散的(从前是用鞭子来对付的)。在一个人人有工做的国家，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无济于事的……应该公正地补充一句，在这一片死气沉沉之中，除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外，整个青年一代也都是热情洋溢，跃跃欲试的。我觉得这种群众性的无所作为以前是现在还是斯大林必须解决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此就有了‘突击队员’，就有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罗曼·罗兰看到了光明，安德烈·纪德看到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斯达汉诺夫本人却是不容置疑的，苏联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的奋进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的出现和存在毕竟是斯大林“直接工业化”进程中最精彩，也是最令人寻味的一页。也许，它们还是最正确、最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