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篱槿堂自叙》，常见有对其师的不满语，如写到俞平伯，他说：
俞平伯90年代报刊上很捧也，也许因为在《
红楼梦》上蒙了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年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文远)，夫人演阎婆惜，他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过后，心里总不是个味。
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我心里想，做学问就做学问罢啦，引曾列祖有什么必要?!(第36页)
对朱自清，他也是毫不留情，说：
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但我到他的课堂上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来。(同上)
在此之前，他还谈到了吴宓的“神经质太厉害”，冯友兰的“岸然道貌”和“由于喀巴嘴，在表达方面比较吃力”等；至于低一“层次”的雷海宗、刘崇宏，那更是每有不敬了。(参见上书 第35页)
初见赵先生的这些文字，颇不习惯，以为这样未免有失厚道；复一想，此事在赵先生，又未必，可能还是与他个人的自视甚高有关联。但真的掩卷而思，又觉得，赵先生可能还是有所指的，因为现在的回忆文，谈的多是某某公、某某先生如何如何了得，极少有说“不”字的；习惯成自然，一旦有说“不”的，往往也会引来群起而攻之，结局仍旧是了得复了得，为尊者讳之风仍甚，可略窥一斑。
从某种角度看，现今的读书人，面对20世纪上半期前辈学人们的学问，生发些高山仰止之叹，也是必然的，差距明摆着，不服只能说明你缺乏眼光以外，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慨叹生羡之时，自觉不自觉地放大，乃至于走入造新“神”的误区的危险，也不是没有。赵先生作为过来人，是不是有感于此，才那么不留“情面”的说出些自己的真情实感的?
历史这东西，为后人所难以平静地接受，大约正在于其真实的一面。也因其真实，才会有历史法度的力量。经过时间考验，不就是指经过历史的检验吗?麻烦的是，怎样理解与鉴别这种“真实”。后人“随意打扮”的方式，显然是有违历史的真实的。无论是“文革”时期信奉的“影射史学”，还是旁敲侧击式的“借古喻今”，或者至今遗风犹存的“以论代史”，都很难保证在一种冷静客观的情况下对待历史，而且其结果可能正相反，原来澄清的历史之水会被搅浑，即使原先的愿望良好，结果也难遂人愿，或恰恰走向反面。这样的例子，我们都不会太陌生的。
探索历史真实，是历史学的任务，责无旁贷，但历史学科并非铁板一块，而往往是分成不同的层次的。就深一层的“严肃史学”而言，既然必须是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为职事，就应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人人尽知的理论原则于现实中却难以真正做到。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衍进过程中，“先入为主”的情况不可谓不多，像文化激进主义的那一路，全都是先讲“态度”或者说先定调子，然后，再一路地鼓吹，不遗余力，至终不息。比如陈独秀，他晚年在监狱里，也没有变更文化上的激进立场，只是因为论战的对象消隐去了，才仿佛是心平气和地列举出儒学的若干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基本都是“历史价值”，放到现实中，仍要么属于批判之列，要么理解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他的“态度”较新文化运动时期激烈地反孔教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文化“态度”问题上，自由主义也不例外。蒋梦麟就明确地说过：“新思想是一个态度。”“‘旧’是对于这种新态度的反动。”像陈序经，他一门心思地论证“全盘西化”论的必要和可能，内心里起作用的就是“态度”。胡适那一套被后人抓住不放的“全盘西化” 论，也是一种现实的“态度”，研究者用文化学的“涵化”理论为其理论作注解时，似乎忽视了“态度”与理论的先后次序。依我之见，胡适的文化理论总体上说，并不复杂，而且可以说是比较简明、浅显(不是浅薄)的。它们不过是他的“态度”的延伸，两者的关系，应该说，理论是“用”，而“态度”才是“体”。但是，胡适的确也有点与众不同之处。他虽然没有把现实态度与学术研究全然分割开，可由于对过去东西的批判时一直坚守“了解之同情”，所以在学术研究时，也部分地摆脱了“态度”的制约。
这里所说的“态度”，并非仅指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部分，但就20世纪中国的状况看，意识形态的作用，应该是无法回避的。王元化先生把“态度”称作“意图伦理”，并认为它是五四时期“开始流行”的四种观念之一(见《清园近思录》第74页)。用这个说法来解释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发展的倾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其起源而言，却未必从五四始，而很可能早已是古老中国的传统。从实际情况看，“态度”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状况的判断，以及这种现实状况与自己内心理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实状况决定着人们的选择，这种选择在现代中国，既包括了“主义”的采用，也包括了面对“问题”时的具体操作方式。没有这个意识，可能也就无法真正理解20世纪中国的历史。
当然，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主要是思想史)如果说基本是由“态度”左右的话，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厘清过去“态度”的基本构成，另一方面也需要用一种新的“态度”观照过去。因为事实上，“态度”问题，是人们在面对历史时，无法避免的。就连反对“历史决定论”的卡尔·波普尔也说“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是有选择的，否则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干的乏味材料所塞满。”(见《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19页)就20世纪上半期的“态度”的基本构成而言，研究者们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一点在五四以后，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五四时期则要复杂一些，因为诸种思想分化得尚没有那么明显，而自由主义立场似乎也消解了一部分极端倾向。比如在钱玄同、刘半农热衷于“双簧”表演时，新文化的另一个主将胡适就极力反对这样做，并认为“化名写这样的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至于钱玄同“废汉字”的极端主张，连取文化激进立场的陈独秀也明确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意思。但无论思想的表象如何不同，内在的深层的价值观却是相同的。一元论，也是研究者注意到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更多地反映在掌握主要话语权力的那部分人的理论观与现实观上。
“态度”问题，表面上看，是20世纪中国历史之外的事物，而事实上，它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以此种“态度”诠释和描述的中国历史，也由于长期的教育、灌输，早已作为权威话语而变成了惟一“真实”的历史为人们所认可。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应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客观地叙述历史；应该坚持价值多元的原则，公正地阐释历史。但在真正寻求20世纪中国历史的“真实”时，我怀疑这样的认识也可能只是一种“心向往之”的境界。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在我看来，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说还根本谈不上有“真实”的问题。以前的“过度诠释”已使本来就没有沉淀的历史“真实”变得脆弱无比。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现今的人们缺乏对20世纪中国历史起码的信任度，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它难道不足以让历史学者脸红吗?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介绍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但“说”不逢时，直至90年代，重新审视过去被忽视的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才似乎提上了议事日程。我用“似乎”二字，是因为在我接触到的一些90年代末出版的关于西方历史哲学著作里，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仍被视为一种实证主义的史学“理想”，我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一种“完美主义”在学术(历史或者哲学)研究上的表现。这样说，并非有意抬高客观主义史学的地位，以否定在中国刚刚兴起，尚未成气候的诠释学的意义。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原20世纪的中国历史，使其更加接近本真的状态，恐怕应该是诠释这段历史的前提。这方面的工作，不仅需要由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去完成，更需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参与，并且有机会作为叙事主体发言。历史本身的丰富性的基本表征，就是其多样性。不同的方向还原出的历史，固然有杂乱，甚至扭曲、失真之处，但比之沉入地下总归是要好得多，至少它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比照的文本。近来我读20世纪50年代中期，伟人发动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时，两个经伟人之手托举成名的“小人物”蓝翎、李希凡的论争文章(详见《思想的时代》)，更是生发此感，尽管他们之间的论争，容易给人以署名权之争，甚至“争宠”的印象，但相互之间的交锋也的确使历史得到了真切的还原。现在，这类还原历史的基础性工作在史学界还远没有摆脱起步阶段，可起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对20世纪中国历史固有认识的惯性力量实在不容小觑，如果历史学者每有发现及新见都要苦口婆心地向国人解释其“真实”性百分之百的可靠，我觉得这不是历史学者的悲哀，而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现今的回忆文章，甚至研究性的文字，有意拔高上世纪初、中期的学者、知识分子，大约也是有感于目前环境中学术的日趋沉沦与堕落的走向，其出发点未见有误，其结果也并不全非。但这样的做法，内容上看是与过去倒了个个儿，可形式上却非常地相近，不过是受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所左右而已。当然，赵俪生先生反其道而行之，也未必不是一种“态度”。不过，以个人之见，我更欣赏和认同于赵先生的“态度”，不仅是它与众不同，也不仅是这本书为我们全面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文本。我认为，赵先生是从“人”的角度，来观照过去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的。这个“态度”也就决定了《篱槿堂自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