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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相亲”初长成
       “父母相亲会”于2004年下半年出现于北京，最早始于崇文区的龙潭公园。2004年9月，《北京晚报》做了一个“为白领婚事支招”的栏目，一位家有大龄未婚子女的汪姓老师，给报社写了篇文章，提议那些和她有相同忧虑的父母们，主动联合起来，代替儿女们相看对象。汪老师还在文中主动建议，家长们把孩子的基本信息发到她的邮箱，由她义务为大家牵线。文章见报后，吸引了十几位家长，在龙潭公园的飞龙阁举行了第一次聚会。11月2日，汪老师又给《北京晚报》发去了题为《白领及白领的爸爸们你们也一起来吧》的文章，呼吁更多人加入相亲者的行列。因为有家长抱怨龙潭公园地理位置较为偏僻，来参加的人文化层次也不太高，汪老师就和几个热心者商量另谋去处。考虑到西部的紫竹院公园靠近中关村，毗邻国家图书馆，在这里出入的知识分子较多；东部的中山公园在市中心，交通方便，聚会便改在了这两处举办。随着参与的人数逐渐增多，在这两个公园中，很快形成了每周定时聚会的模式。紫竹院公园是每周二、六的下午，中山公园是周四与周日下午。后来因为紫竹院公园的管理方担心聚会地澄碧山房空间狭小，易出意外，不断对来相亲的父母进行劝离，2005年3月，相亲会转移到了环境和条件更好的玉渊潭公园。不少单身者的父母每周如赶场一般，“为了孩子的终生幸福”，坚持不懈地奔波在两个公园之间。
       老爸老妈的力量是强大的，口耳相传无疑也是老年人最好的传播方式。从2005年开始，爹妈们的“征婚地盘”迅速扩张，上海、南京、杭州、深圳、沈阳、长沙等大中城市纷纷开始效仿。在许多城市的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每周都有几个固定时间，出现许多手拿自己孩子简历和照片的老人，为儿女物色和挑选对象。其中，最有创意的要算杭州人，将传说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读的万松书院，选为周末相亲的固定场所，为“可怜天下父母心”下了一个新时代的注解。在重庆，“代子征婚”甚至被评为“2005年度十大时尚新闻”。
       至于征婚的具体方式，虽然存在地域差别，但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不妨通过一段媒体的采访报道，对此做一个了解：
       时间：3月18日清晨
       地点：沈阳中山公园
       直观画面：两位白发老人在接头
       “男孩女孩？”“男孩!你呢？”“女孩，多大了？”“三十五，外企的，家里有房。”“我这三十了，也是白领。”“大点……”中山公园里，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头挨着头，窃窃私语着，手里比划着。他们手里，都拎着一只布兜子。
       替儿子征婚的孙大爷就在中山公园附近住，他和老伴原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散步锻炼，今年开始就发现这公园里多了一群神神秘秘的老年人，他们彼此不大声说话，常常交头接耳像对暗语，还总互相交换着看些东西，偶尔走近一听才知道，原来是给孩子们找对象呢!于是孙大爷回家，带着大龄儿子的基本资料也来了。
       这群父母之所以在公园里这样好辨认，除了他们之间神秘的表情和动作，还因为他们不拎剑、不拿扇子，却肯定拎个兜子。
       坐了半个多小时公交车来这里的张大妈就拎着这样一个兜子：布质、紫色，那里装着一个很大的文件夹，“这是女儿的身份证，这是女儿的大学毕业证书，这是女儿的工作证明，这是女儿的学位证，这是女儿的影集……”这个文件夹，几乎装下了女儿的“一生”。“这样资料全些，人家想看什么，都有!也显得我们比较有诚意!”张大妈对于自己能准备得这样周全，显得很是得意。
       除了兜子，甚至还有各式爸妈们自制的联系名片，写着自己的电话和孩子的基本材料，一旦“成功”，这张纸条就会被悄然又很郑重地交到对方父母的手中，作为下一次见面的“接头暗号”。(《沈城兴起“代子征婚”，新的“包办婚姻”到来》，2006年3月23日《辽宁法制报》)
       征婚居然成海选
       2006年，这种独特的征婚形式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中小城市甚至县城也被波及。而且，一些婚姻中介，妇女组织和传媒机构也逐渐介入其中。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自发的定时、定点聚会和有组织的大型活动并存的局面，参与人数从三四百至四五千不等。在情人节、中秋或七夕举办上千人的大规模相亲，在一些城市中已成为当地节日文化的一部分。2005年11月，南京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在白马公园举办了第一次父母相亲会，三千多位父母赶去参加，场面一度十分混乱。不到1个月，该中心应家长们的强烈要求又办了一次，参与人数竟然增至五千多人。到了2006年的元旦，声势浩大的万人相亲会将白马公园挤得水泄不通，场面之壮观令人瞠目。
       虽然规模大了不少，但这些有组织的大型相亲会上的情形，和公园里的自发聚会大致相似：
       在活动主办地白马公园的大草坪上，四周挂满了“相亲牌”，家里是女孩子的，就以红色为底色，是男孩子则以蓝色为底色，“相亲牌”上面注明了年龄、身高、学历和个人简介等内容，但并不透露子女的真实姓名。每块牌子上都有编号，与父母的号牌对应，若有人对某个“相亲牌”感兴趣的，可以与对应的父母进行询问交流。(《五千南京家长参加“父母相亲会”》，2005年11月27日《南国都市报》)
       不过北京的父母们似乎还是更信任自己人，对中介的掺和不太有兴趣。在中山公园的河岸边，甚至竖立起了一块警示牌，提醒父母们谨防职业婚托的诈骗行为。为了更有效地交流信息，北京的家长们除了在形式上不断完善和创新外，还很有创意地自办了一份内部报纸，整理男女双方的资料分别登记，供父母们参考。
       一幕与恋爱婚姻有关的大戏，男女主角却双双缺席，只剩下原本无关紧要的配角在撑台。相亲会被调侃为“做媒会”，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来参加相亲会的父母，大多提前做好精心的准备，不但携带子女的艺术照、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等物事，很多人还制作了精美广告牌。这些广告被挂在树上、桥头，或者干脆被家长们背在身后，贴在胸前，随同主人一起，溜溜达达地在人群中来回穿梭。
       当然，这种海选式征婚，有的时候并不一定都是因为“无米下锅”，“骑驴找马”者也不在少数。不少人抱着“广泛撒网、重点培养”的心态，每次都收集几十、甚至上百个相亲者的资料，回家后筛选出条件较好的，再分头安排见面。在那些大大小小的纸条上，演绎一出不公开的“PK赛”。即使一次、两次不成功，反正每个星期城里都有几次相亲会，合乎条件者多的是。因此，父母相亲会的成功率低，并非都是由于子女们的抗拒，也包括父母们的心理和态度。不过，这些大小事件都未能阻止老爹老妈们，以飞蛾扑火似的决心和勇气，顽强地将这场“中国式征婚”进行到底。
       婚恋为啥这么难
       父母相亲会的出现和风行，是出于父母对孩子们大龄未婚的焦虑，究其深层原因，则是越来越多的适龄未婚者，陷入到不敢恋爱、不能恋爱或不懂恋爱的怪圈。排除掉单身主义、不婚主义、社交障碍和性取向等纯个人的因素，应当说大部分年轻人并非不想恋爱结婚，只是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想说爱你，着实好难。
       首先，社会流动性增大，人际交往变得困难。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逐渐从流动性不大的熟人社会，过渡到了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充满变数，“办公室恋情”几乎不再出现，年轻人在熟悉的人群中选择婚恋对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过去找不到对象的年轻人，会有街坊四邻、亲戚朋友、妇联、工会、居委会来帮忙，可如今，谁还有这份闲心来操心别人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社会学专家认为，父母相亲会是值得提倡的。包办不包办先放在一边，至少年轻人多了一种互相认识的途径，何乐而不为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父母相亲会这种“中国式征婚”的背后，是传统价值观念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主动干预。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日渐冷漠的人际关系、日益缩小的交往渠道，对于怀抱传统观念的父母们来说，无不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忧虑。而城市生活的强势姿态，也让他们的传统观念失去了原有的市场。因此，父母相亲会表现的已不完全是代际冲突，而是两种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主动出击替子女择偶，正是父母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对城市生活表达他们的调整意愿。
       其次，未婚者自然结识婚恋对象途径的缺乏。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交往广度虽然在增加，但是深度却在减少。现代化通信方式对年轻人的社交习惯影响很大，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和MSN，花样繁多，交流迅捷，但真正的人际交往、面对面的沟通却反而大大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把太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工作，不得不回到“家——单位”两点一线的老路上去，这就导致不少年轻人社交圈不断缩小，以致无暇顾及也无法顾及自己的婚姻大事。
       在上文提到的“世纪佳缘”网站的交友调查中，超过半数的人将自己单身的原因归结为“生活圈子太小，没有机会结识朋友”，9．7％的人选择了“专注于学习工作而不曾考虑爱情婚姻”，14．5％的人认为“社会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无暇顾及”，只有不到5％的人，是向往自由而主动选择单身。这种窘迫的现状，使得认同于网络交友的人逐年增多。不过，在关于“通过网络认识的朋友首选的交流方式是什么”这一问题中，61．8％的人选择了用网络即时通信工具联系，9．7％的人倾向于使用电子邮件，21．8％的人倾向于短信联系，只有约6％的人选择了“电话交流”或“直接见面”。(《中国白领婚姻网上交友调查》，见“世纪佳缘”交友网）
       其三，年轻一代婚恋观念的变化。在市场化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男女间的依赖性和互补性减弱，这必然导致婚姻的价值也随之降低，人们对婚姻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如从前。而与婚姻相伴而来的社会责任、家庭义务和经济压力，也使不少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迅速上升的离婚率和婚外情、包二奶等社会现象，让婚姻的意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不少未婚者就承认，单身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传宗接代”观念的日渐淡漠削弱了婚姻的伦理义务，而“星期情人”、“一夜情”、同居等多种形式，也深刻地改变了男女情感的固有模式。
       其四，女性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提升，无形中提高了婚姻的门槛。优秀大龄女难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与女性在经济上的自立能力不断加强有关。“嫁个好男人，不愁后半生”、“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思想不再是主流，现代女性白领完全可以在经济上摆脱对婚姻的依赖，有关调查显示，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广告公司，律师事务所，服装设计师，化妆师、造型师、摄影师，网站工作人员，记者、编辑，演艺圈人士，运动员这10种职业最容易让女性成为单身。(2006年3月8日《成都商报》)这些女性显然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上，都具备了与男性抗衡的能力。
       当然，优秀女性在择偶条件上的“水涨船高”，在择偶态度上的“自重身份”，恐怕也是她们“曲高和寡”的重要原因。在“世纪佳缘”交友网所做的调查中，面对“是否认同女追男”这一问题时，46％的女性选择了“持保留意见”。相对而言，只有12％的男性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但是，在2006年3月新浪网和《北京晨报》所做的联合调查中，4000名接受调查的单身女性中，表示希望30岁以前就结婚的占57．39％，表示不结婚的仅占5％。(2006年3月8日《北方新报》)渴望婚姻，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对象，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寻找，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成为无数单身职业女性共同的困惑。
       其五，社会缺乏诚信可靠的婚姻中介平台。以往的婚姻主要依靠的是亲属、血缘、地缘和单位、邻居关系链的介绍，虽然以后发展出婚姻介绍这种职业，但由于婚介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婚托和虚假信息让人们对婚介所产生极度不信任。而婚姻的形成又客观需要一个中介平台，两者矛盾逐渐凸显。当社会缺乏可以信任的婚姻介绍平台时，家长们就只好自己行动起来。
       “存在即是合理”，父母相亲会的出现和风行，自然有许多现实的原因，我们也很难对其做出道德的评价。但这种“中国式征婚”，究竟该何去何从？尽管如今风行一时，但其一厢情愿的模式和低下的成功率，注定了它的过渡性质。当父母相亲会昙花一现、不再流行后，大批单身男女择偶难的现象依旧，父母们的担忧也依旧。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期待年轻一代改变自己的爱情观念，认同父母的婚姻模式，似乎不太现实。而一些“85后”的父母参与相亲会，至少能够证明，要求家长修正自己的思维方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建立起诚信可靠的中介平台，让民间组织和机构接管父母们的职能，是一条最现实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