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导致人类已进入“心理疾病”时代。他们预计，到2010年，抑郁症将排在世界发病率前15位疾病的榜首；到2020年，更将成为非常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而中国每年的自杀人数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医学专家把“能正确处理心理危机”定为健康的新标志。
陈威威(自由撰稿人，以下简称陈)：近几年我国高校大学生、博士生，甚至博士生导师跳楼自杀事件频繁发生，令人震惊。据统计，2005年，我国有28．7万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15岁～34岁的人群中，自杀已成为死亡的首要因素。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怎么看待自杀这样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
李子勋(中日友好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以下简称李)：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在十多年前就被国际上评为高自杀率的国家。目前，我们采用的统计资料只能是个保守的推算，因为还有很多自杀并没有被统计进来。我们知道，中国高等院校自杀率剧增的数字是最容易获得的资料。比如最近的统计只是按照漏报率而调整推算，去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是28．7万人，自杀未遂者达200万之多，但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推算，自杀未遂的人数起码是自杀死亡人数的10倍，由此推算出的自杀未遂者应为280万人。
在官方统计中，近十几年来中国广大农村的自杀保持着双高峰状态：一个是少男少女(尤其是少女)，一个是45岁～65岁人群，存在这样两个高自杀率人群。这个双高峰是一些贫穷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
陈：有人认为，当今社会的自杀率远高于“文革”期间，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包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政治运动所导致的自杀人数的总和。这种推断有依据吗？
李：我不这么认为。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没有对自杀做过较全面的统计，假如无法获得当年的数据，就不具备比较这两个时期的前提。现在社会上普遍关注自杀问题，国际社会也在关注。因此不能将过去民间零散而不完整的记录随意拿来做参考。在没有获得可靠的统计数据的情况下，谁又敢下这个结论？
在我们东方人看来，自杀只是个人行为。长期以来，自杀在我国被归类于社会行为学。其实，自杀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比如，警察徒手与拿枪的歹徒搏斗，一般说来他也许做不到，但在某种文化观念的激励和精神感召下，他会忽视这种危险。他在冒险的过程中已带有对死亡的某种意愿了。因此，我们的文化就对自杀活动产生了作用。
陈：屈原投江也许是我国历史最早记载的自杀事件之一。可以确定，屈原的自杀有为政治理想殉身和警示社会的因素，其中还有个人境遇的成分。类似的还有民初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涂尔干“利他主义自杀”的冰冷的“统计数字”，能否涵盖这样的人物？
李：自杀者自有他们非死不可的道理。涂尔干在这里的阐释是，人是被文明塑造的，因此要寻找文明所依赖的社会原因和条件，就是通过对自杀的个体现象去寻找人类最特殊的“社会事实”，从而脱离作为自杀个体的心理表现的意义。
陈：有些学者认为，目前在高校发生的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自杀现象增多，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必然。
李：我认为这样归结过于简单。中国自杀率高同样有文化和历史的环境背景。这点很贴近涂尔干的理论。比如他认为有共同宗教背景的群体的自杀率，要比相对自由思考的群体的自杀率低。那些独立思考的个体必须独自寻找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如果他找不出自己满意的生活和社会意义，他就会失去生存的愿望。
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发展形成的冲突有关。比如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尊卑形成的论资排辈的价值观，对青年人自我发展形成潜在压力。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与边缘小城市、农村形成的巨大反差，到陌生城市的打工者、高校的学生，其基本的人际交往限定在老乡或相同专业的圈子，而文化观念形成的强大势力又往往是无形的，多数人在现实的生存和发展中处于社会的弱势。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个人的情感关系的动荡会形成多重焦虑，这几乎是每个期望出人头地的青年人在成长中无法回避的经历。
目前我国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在21．6%以上，大学生在16%以上。而在其他国家，青少年自杀比较少。一些发达国家给青少年在成长阶段设计许多选择的权利，社会也给他们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在美国，45岁~65岁的中年人群自杀率普遍高于青少年。在日本，老年人是高自杀率人群。
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地区是东欧，北美居中，南美国家最低。亚洲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自杀率相对较低。国外的自杀，一般是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中国恰恰相反，农村高于城市，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农村，青年女性自杀的数量几乎是城市女青年的5倍。我国妇女的自杀率远高于世界水平，其根源就在于我们的社会的主流文化仍然是男权文化，被覆盖在“新制度”、“男女平等”的表皮下面。我们的文化、制度、法律的设计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与西方发达社会相比，至少落后一百年。正因如此，移民到国外的我国男性公民，普遍感觉远不如在本土生活得自在。
中国人自杀一般都有明显的诱因：一是婚姻状况发生改变，二是家庭中的生活事件，三是社会冲突。
我国的妇幼卫生工作特别强调要降低女性在孕产期发生的死亡率，但1999年研究人员给卫生部门的一份报告却显示，我国15岁～49岁育龄妇女中，第一死因正是自杀而不是孕产期疾病。
陈：涂尔干的《自杀论》是以具有基督教信仰的西方社会为背景的，但在我国或整个东方社会，应该有很不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自杀相关的禁忌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有很大差异。此外，经济社会条件也与欧洲大不相同。当前中国的自杀率居高不下，是否与转型社会给一些人带来的生存困境有关？
李：贫穷和落后似乎并不必然产生更多厌世的理由。中国自古就有不食周粟，绝食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日本自古就视切腹为武士之魂；中国江湖侠士一向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美德；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也都是我们敬仰的英烈。我们先说日本。日本没有禁止自杀的宗教习俗，自杀的人反而会受到赞扬，日语词汇中有着丰富的自杀术语。日本近几年新出现了一种网络集体自杀现象。据官方统计，2003年的12起网络集体自杀事件中，有34人死亡；2004年上升至19起，55人死亡；到了2005年，前3个月就发生了20起，54人死亡。
面对自杀禁忌，比起西方人来，东方人明显要幸运得多。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是内敛的教育，与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形成反差，因此日本许多青少年患有严重的“精神疏离症”。
再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把自杀作为十恶不赦的罪责，并通过法律没收自杀者的财产，用残忍的手段惩罚尸体，让死者死后也不得安宁。英国甚至直至1961年还将自杀未遂者关在监狱里作为惩罚。但是对罗马人来说，死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的方式。
陈：在1897年涂尔干首次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自杀以后，自杀才被列入了社会学范畴。之前，自杀的意义只存在于哲学、宗教、道德和文化的范畴。
李：这说明西方社会对于自杀的态度，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转变得宽容的。中国的传统习俗并不认为自杀是一件光彩的事，民间习俗认为谈论自杀和死亡本身不吉利，于是回避。从官方到民间，都对自杀与死亡采取回避的态度。如果内心就已经有了禁忌，那么对死亡怎么可能没有禁忌呢？
大多数人的心理冲突源于文化的冲突。文化把具有动物天性的人从自然界剥离出来，使之成为循规蹈矩的社会人。就像契诃夫笔下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我们就是被强行装进文化套子里的人，不可能没有压抑束缚的痛苦。
中国自杀数据的不断攀升，其实是与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同步的。人出生后，便会逐渐意识到死亡，已知不可逃避就只有接受它。实际上，大部分死亡都与自杀有关联。人们有很多与自杀类似的习惯，是自己自愿选择的，比如说抽烟、开快车、攀岩、蹦极、极地冒险等等，再如运动员的极限运动——明知这是一个被死亡控制的运动。人们往往通过这种冒险的职业和活动去征服对死亡的恐惧意识。所以，不少人会出于对死亡的本能恐惧而有意识地掩饰，所以才要去冒险。这实际上是通过对危险活动的尝试，使自己内心对死亡的恐惧获得一种麻痹。其实，这已经是在做一种类似自杀的行为了。
没有对死亡做过认真思考的人，对生命也不会有真正透彻的理解。生命是一体的，虽然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看来是独自存在与消亡的，但我们只是整个生命机体中一个微小的部分。生命在宇宙间存在着，我们实际上也永恒存在着，这是生命的延续性决定的。
陈：好像在谈哲学？在古希腊，自杀被毕达哥拉斯说成是一种对神的挑衅；柏拉图认为人是神的财产，自杀就等于奴隶砍掉自己的手，神因此会发怒的；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更像个君主，认为自杀是对社会缺乏责任感的行径，因为这会让一个国家失去有用的公民，经济实力会因此受到削弱。
李：18世纪，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角开枪自杀，引起了社会上许多男青年争相模仿，自杀一时成了社会时尚，因此官方一度将小说列为禁书，“维特效应”也成了专指模仿自杀行为的代名词。人性本身就具有潜在的自杀本能，因为人类害怕死亡，才担忧周遭发生自杀事件。自杀给予人类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每个人的自杀方式各有不同，自杀的原因也各有不同。自杀可以通过暗示而传递给他人，就是人们说的自杀传染，比如近来南京某大学在两周之内就有四个人相继跳楼自杀。再比如，美国的金门大桥原有的黑色造成某种心理暗示，导致很多人从这个桥上跳下去自杀，后来人们把桥刷成了白色，自杀也因此得到了控制。比较典型的近期案例，是2003年4月发生的影星张国荣自杀事件。当时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结果从事发当日深夜到第二天凌晨9个小时内，全香港有6名男女先后跳楼自杀，5人死亡。香港的心理学界认为，媒体的大篇幅报道强化了原本已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寻死欲念。2003年4月，香港共有131宗自杀身亡个案，比3月份(张国荣自杀前一个月)增加了32%。在这些自杀案例中，采用跳楼方式的占32%，在所有自杀方法中比例最高。甚至有几人还在死前留下遗书，特意写明自己选择自杀与张国荣的相关性。
人们害怕自杀就要给它创造很多原因或理由，或者自杀者的亲朋也会去寻找别的原因，以取代自己对亲友自杀的责任。我们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曾经在同一年中有好几个人跳楼自杀。医院的楼有20层高，当时房内用的是一种灰色涂料，后来换成淡粉色的，就再也没有发生自杀。人类社会产生的多种文化现象，来源于我们接受的一套既定的观念！
如果从宽泛的角度去认识，自杀也可以说是一种正常死亡。假定这世上不存在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也不存在与死亡相关的价值判断的话，可能每一个人的死亡是否与自杀相关，就很难区别了。
所有的心理痛苦都是有意义的，所有的体验对生命都是重要的，心理痛苦是自我在成长中的必经阶段。如果人们明白情绪的困扰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自然状态，就像白天和黑夜的更替一样，快乐和悲伤、开朗和消沉都是在人的生命中交替存在的。人对生与死的认识，是与本能混杂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听到自杀会震惊、会恐惧、会同情，并且希望通过种种努力去阻止、去挽救？无论采纳哪一种社会制度，无论是享有高社会福利保障的北欧，还是在自由的美国，自杀同样发生，永远有一个恒定的比率，不可改变。这种呼吁干预自杀的良善意愿，在客观的现实中，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陈：这个观点能否称作“李氏”存在主义心理学？
李：当一个族群面临险境时，生命便自动连成一片，形成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伤害了你就是伤害了我自己。解释生命的群体现象有多少意义，那么解释自杀的多种形态同样就有多少意义。生命的连接往往是无形的，尽管每个个体的生命又都是有形的！所以我认为，从某个角度讲，我们应该认识到，自杀其实也是人类死亡的常态。但是，接受一种认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一个具体生命漠然置之，可以无动于衷。涂尔干将自杀置于统计分析之后，使其成为一种“社会事实”。在他看来，自杀并不等同于社会的阴暗面，不应视其为“不光彩”的事，自杀者应当被公众理解。他说，这种认识还有助于取得各方面对自杀和自杀预防研究的支持。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有时很难确定一个人的自然死亡是否也与某种自杀有真正的联系。我们很难理解自杀的行为，是因为我们不接受死亡这个事实。
涉及自杀，在自然界，哺乳类动物同样有自杀行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尽管从没有停下过，可我们必须坦承，人类依然对生命现象知之甚少。生命的延续、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不是人类有限的理性可以完全洞悉的。只不过文化可以给自杀找到意义，意义是文化建构的，人类的自杀是存在一种意义的，死亡象征生命的一种更新与循环，只是自杀这种死亡形式的意义不被文化接受而已。生与死是这个世界上最奥妙无穷但同时也最自然不过的现象。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文化、哲学、宗教的内涵，都与试图解释生命的诞生和衰亡有关。不管人类怎样来看待生死，生死本身更像是一种禅，是超越人的理解，超越宗教的轮回说、天堂说和重生说，也超越科学的进化论、基因学说和自然主义的。生命一定会来，又一定会走，从不停止，亦不重复。
我们的文化从某种角度支持了利他主义的自杀。英雄挺身炸碉堡、堵枪眼，就被称为献身。其实这也是自杀。而普通生活中的自杀就不被赋予正面意义。现实社会中所有的自杀原因和形式，比如失恋、失业、丧偶、炒股失败，对社会不公的愤怒，还有与他人的价值观冲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杀，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事实的通道。
涂尔干的利他性自杀在生物圈里同样发生着。比如麋鹿，当它们的食物匮乏时，那些年老的麋鹿就会自动停止进食，自觉地把可生存的资源留给更年轻的同类！这种物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却是以个体自杀的方式成全的，与人类的利他主义自杀有何不同？
陈：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正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加剧，对于转型社会，特别是其中由于经济陷于困顿而导致自杀的人们来说，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才会惠及这一人群。
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强调了一种制度理念：确定一个正义的分配标准和一个合理的程序，首要的一点就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假如你属于社会获益最少的人，社会公正原则可以使你获得应该得到的最大社会获益机会。而获益多的人，就让他最小获益。比如，高收入的人群，缴纳的税也要相应提高。
一个好的社会，会在方方面面顾及到弱势群体。据我所知，在北欧一些国家以及德国，公司录用员工的标准不是选择最讨巧的或者业务最精良的，他们更优先考虑那些在生活上有困难而缺乏机遇的处于弱势的人。有些公司的老板，会把某个职务空缺交给一个急需这份工作的人，会首先考虑到一些带着几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他的理由是：这个女人平时靠社会福利养着，我把工作给了她，她就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孩子，同时可以为国家节约这份支出!假如这位女士的能力稍差于其他竞争者，那么这位老板宁愿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培训她。这就是好的社会所具有的整体的人性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