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张煜明先生的《中国出版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5月版)时发现，作为中国古代民间出版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木版年画印制在书中却只字未提。对于这样一部"高等院校图书发行专业及有关专业的教材"，新闻出版工作者"提高业务水平的参考资料"(见本书之"内容提要")的诲人之著，出现如此疏漏，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谨的。这绝不是书之作者愿不愿叙述、值不值收录的问题，因为古版木刻年画在中国出版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意义，是任何一部全景式的出版史都无法回避的。作为好事者，这里不妨尝试着将此或缺予以补苴。
年画古已有之，现在见到的最早的年画实物是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姬家所印之《四美图》。平阳作为当时北方惟一的印刷业中心，缘自北宋都城开封陷落后，金人把包括印刷匠人在内的百工北掳，之后这些匠人又聚于此刻梓谋生。由此可见，北宋时年画制作已相当盛行且成熟。宋时孟元老的《
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述也证实了这一点："近岁节，市井皆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门神等等都是年画的不同种类。吴自牧的《梦梁录》、周密的《
武林旧事》等典籍对此也有记录。
明清之际，更是形成了所谓的四大年画产地：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坊杨家埠、四川绵竹。除此之外，从晋蒙到湖广，从陕甘到闽台，到处都有专业或半专业作坊在从事年画生产。其延续时间之长、传播范围之广、生产规模之大、技艺之高超、形式之多样，在世界印刷史上都是罕见的。年画形式的印制还传到了朝鲜、越南，桃花坞年画对日本浮世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年画所表现的内容，迎合了大众审美情趣，祈盼吉祥追求和顺是其永恒的主题。以"鹿"代"禄"，以"蝠"代"福"，以"鱼"代"余"，以榴结百子喻子孙满堂，以松柏喻长生，以竹梅喻高洁，诸多谐音暗示和自然属性的寓意，使其成为年画中最常见的题材。20世纪初在上海、广州等地，聪明的商家受此审美意味的启示，为广告招贴找到了一种好的表达方式，由此创造出了"月份牌年画"。表现戏剧内容，刻画粉墨人物是年画的另一特点。几乎所有的剧目在年画中都有过"亮相"，这也为后来的戏剧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年画作品内容与政治、时事密切联系的特点是其它民间艺术形式所不可比拟的。太平天国每占据一地，即令年画作坊改绘翎虫花草和山水园林内容的作品，被称为"长毛年画"。戊戌变法前后，各地曾出现过以提倡新政，增广见闻为能事的"改良年画"，当时的《京话日报》主编彭翼仲对此般图文并茂、喜闻乐见的社会辅助教育方式，曾撰文称赞。抗战时期，江丰、沃渣、力群、彦涵、古元、马达、陈叔亮等一批根据地的版画家们在走版画艺术与民族审美习惯结合之路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年画的形式。解放后，年画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之一种，作为大众文化需求的一个方面，其每年出版品种几千个，印数达几亿张，曾占据着出版业的半壁河山。
古版年画的出版印刷始终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完成的，为求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匠人们求创新逐变化，从中不难体现出其很强的个性色彩。这里一直是出版史上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诸如套印、印、水印等等的技术创新，首先是从年画印刷中得以应用的。"泰西画法"中的所谓西洋透视法被中土画家所采纳，也是首先自桃花坞滥觞的。由于直接面对市场，其生存竞争与年画生产与生俱来。有些时候，在出版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后，首先得以恢复的是年画印制，并继而带动书籍的翻刻出版。年画的销售形式灵活多样，贩子们往往能将一地一域的品种货色携至很远很广的地区出售，印刷技术在中国的普及推广当源自年画制作。家庭式的年画印刷，往往使这门技艺能延续几百年而不间断，这在书籍等印刷领域是不多见的。笔者曾于80年代与陕西凤翔县肖里村邰氏画匠有过联系，得知其家庭于明正德二年即在此从事年画生产了，至今这种已成为纯粹工艺品收藏的年画制作仍在进行，算来也有近六百年的历史了。
唐之后，中国古代人物画创作每况愈下，宋元之后，文人画中的人物成了景致中的点缀。但年画中的人物描绘继承了汉唐时代的写实风格，人物始终是年画作品中的主体，它为中国绘画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还找到了国画与年画的融贯点。国画讲究气韵，神完气足是画家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年画则关注于具有宗教气息的"味"，即注重生活气息的传达，看重画面的整体效果及构图的饱满充沛。
长期以来，由于士大夫阶层对年画艺术的不屑，这门民间艺术在典章文作中多不被重视。也由于其不易保存，且要年年以新换旧，于是幸存于世的年画实物便成了凤毛麟角。也许这也是此本出版史没有将其记录在案的一个原因吧。清光绪三十四年帝俄柯兹洛夫大佐在甘肃黑水河(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塔内盗掘西夏文物时发现了《四美图》，并将其带回圣彼得堡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展出。1915年，东京帝国大学狩野直喜博士见到它后惊叹不已，并为之著文介绍；1929年，日本的另一位学者那玻利贞又写了篇评论文章，对其进行更为详尽的研究。与《四美图》一同被盗的还有另一幅平阳徐氏刻印年画--《义勇武安王位图》，该图说的是关羽关云长的故事。著名学者郑振铎对这两幅画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是中国版画艺术由佛像到人像的一大转折，开了我国人像版画的先声。在此情形下，国内的文化人、收藏家仍对此司空见惯，视而不见，待它的价值渐被认识时才发现，若要窥得年画的全貌，还需舍近求远登门国外的博物馆。
有关年画出版印刷的话题是这篇短文所无法概括得了的，任何一部出版史都应为之留下相当的篇幅，以便浓墨重彩一番。张著的这部中国出版史没有收录相关内容，是匮乏于资料呢，还是罅隙于疏虞，不得而知。但一部没有记述年画出版的出版史，终究是与"中国出版史"这几个字难以匹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