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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泰兄与我是相识十余年的老友。记得最初认识他是在一次品尝美食的聚会上，以后就成了谈论饮食文化的同道。由于我一直从事着科技专业，于文史只是蜻蜓点水式的玩票客，所以尽管他对游民的研究已达十年之久，不断地发表了深有见地的长短文字，我却只至近两年才拜读了他在学术上最闪光的成果--有关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论著。
       尽管个别前辈学者也曾关注过游民问题，但作为一个专题做全面深入剖析的，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山者。而这山一开，便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上下三千年的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历史长卷。
       这一幅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历史长卷，画面并不美丽，很像是用扫帚蘸了阴沟污泥画就的大泼墨。因而它给我的不是美感，而是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感，它使我忆起了鲁迅先生在《华盖集·长城》一文中说的：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我突然觉得这可怖的游民历史画卷，就是一道围绕在身边的长城，砌城的砖有的古至数百年、上千年，但其间混杂着颇多补添的新砖。请看：往日劫取生辰纲的好汉们已改去抢劫银行运钞车了；偷鸡的"鼓上蚤"改行去偷汽车了；往日拦路生财的成了今天的车匪路霸；当年的"酒色娼妓"阎婆惜们走进了发廊、歌舞厅、洗浴中心；而当年出自游民文化人笔下的通俗小说，也化做了今天的新式武侠小说和痞子文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小说行销排行榜的首席宝座，成为高等学府内最走红的文学读物……。
       面对"长城"之围的我，不禁浮想联翩，于是开笔写下这篇《长城之围的联想》。
       一、我的读史恐惧症
       我读中国历史时，总是感到既自豪又痛心。何以自豪用不着再做解释，可痛心的是中国历史中不断出现人与事的轮回，其出现的频率远比外国大得多。
       本来学历史是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避免出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不该发生的事。然而事与愿违，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却总让人看到一出出循环上演的丑剧、恐怖剧，令人毛骨悚然。它使我想起知堂先生在《永日集·历史》一文中写下的：
       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世上如没有还魂夺舍的事，我想投胎总是真的，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脚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
       我不信鬼神，也不信投胎转世之说。但活了六十多年，亲见那一再转世的游民英豪确乎车载斗量。
       近来看了学泰兄对游民与游民文化的研究专论，我突然有所领悟，尤其是他在《被忽视的游民与游民文化》一文中说的：
       一个民族(特别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早期思想资料会成为这个民族文明、文化发展的基因，不管此后其经济与社会背景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其文化机体如何成熟，还是要表现与其它文化不同的面貌，这就是基因在起作用。中国也是这样。除了儒家、道家、法家一些思想主张构成中国文明发展的主流外，游士纵横家们的无是非观、纵横捭阖的阴谋诡道也为离经叛道的士大夫和游民知识分子所取资。它与游民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所生发的思想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游民意识。游民在人格理想上崇拜游侠；在人际关系上注重小圈子，重视帮派的利益；在道德上他们推崇义与义气；在处理事务和斗争中看重目的，不讲究手段，只讲敌我，不讲是非。这些在游民知识分子的历史的作为上与文艺创作中皆有所反映。
       看到这儿，我对自己何以对历史怀有恐惧感似乎有所了悟，这当是游民文化基因的魔力所致吧!看看我们这个人口繁衍力特别强盛的民族，当井田制一经解体，就出现了为数可观的不同于"石民"的"游民"。由于"游民"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它有远比"石民"更顽强的生命力和"游走性转移"(借用病理学称病灶时说的)力，因而不时再现其祖先的面目。
       其实"石民"也曾出现历史的轮回。如果不健忘的话，"文革"前十余年的毛泽东时代，严格的户口制度和按户口发放的各种命根子票证(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腐票、布票、糖票、点心票、工业券……)，已使人成了比"石民"更坚牢的"钢民"了。当年那良好的社会治安，至今还让人怀念不已。不过这为时短暂的桃花源，毕竟是历史的怪胎，转眼间"文革"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挥，一批蛰伏冬眠了的蛇蝎又一个个复活起来，成为更加可怕的"两头蛇"与"双尾蝎"。
       改革开放以后，系在"石民"身上的绑绳逐渐松动。经过"文革"锻炼的游民寻找"快速致富"的门路，于是乎男盗女娼等见不得人的勾当又在阴暗处蔓延。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读史恐惧症的病理机制在哪里。只叹"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却没有谁去触动"游家店"的一根毫毛，而"文革"中起来砸烂旧世界的却又是这"游家店"的嫡传弟子们!
       二、移民文化、游民文化之异同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过一场被誉为"80年代的文化热"的文化史、文化发展战略和比较文化研究的热潮。它发端于1982年下半年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两次中国文化史研讨会，随即出现了全国性的研讨热潮，并成立了专业的研究机构。随后上海、广州两市又在1986年分别制订了文化发展战略。
       就在制订上海文化战略的过程中，有关"海派文化"的形成再次成为热门的话题。一些学者就上海这一当年东亚最大的国际商埠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指出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发展最快的这一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拓荒者、淘金者，一齐涌进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就国内移民而言，早期来上海的广东人多数做了大洋行的"康白度" (Comprador·买办)，宁波人做了中小商人和裁缝，江北人做了厨师、剃头匠等下层服务人员。这里不仅有精明的金融家、企业家、顶尖级的学者，能干的报人和出版家，还汇聚了顶尖级的作家、艺术家--鲁迅、茅盾、夏衍、田汉、黄自、聂耳、刘海粟……等等。海派文化人来自天南地北，决定了海派文化具有最大的兼容性，它最不墨守陈规，最能突破窠臼，最勇于接受新事物。海派京剧敢于吸收话剧的灯光布景，演《小放牛》可以真牛上台，演《天河配》时可以插映一段织女入浴的电影，没人担心这么干会不会气歪了祖师爷的鼻子。
       从这些方面看海派移民文化，确实与大洋彼岸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文化有几分相近之处，原因首先在于勇于走出故土的移民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闯将，胆子小的、心计不强的、生命力不强的，谁敢只身到"冒险家的乐园"去闯码头呢!因此，当年参加讨论的学者中有人引用了费孝通先生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一文中说的：
       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的文化性质。
       20世纪中叶以前的大上海这一迅速成长的移民城市，决定了"海派文化"的特征，它既不同于"京派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其它大都市的文化。不过，所谓移民者，是从甲地移到乙地之民，到了乙地后，绝大多数都落地生根，和游来游去无处生根也不想生根的游民，自有本质上的不同。
       回过头来再看游民文化。请允许我当一回文抄公，摘引几段学泰兄的文字：
       游民与匍伏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不同，他们脱离了社会秩序，失去了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他们是没有根基、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暂时获得的谋生的手段极不稳定，生活堪虞，前途渺茫，所以他们有一种不安全感和焦灼感。这决定了他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叛性，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反社会的，而且，时时都有可能引发出破坏一切的能量。
        游民又一无所有，为求生存，他们富于进击精神。这一点与大多数国民退缩保守的性格不同。他们是我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政治主动性的一伙，敢于索取属于他们甚至是不属于他们的东西。特别是在社会动乱或改朝换代之际，他们是敢为天下先的，并常常在世事的变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他们愤世嫉俗，反对一切贫富不均，但同时又梦想一夜暴富，坐拥百城，而且为此不择手段，为财而死；他既可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也会骚扰百姓、为害乡里，加剧社会矛盾；他们标榜江湖义气、四海一家，但又往往拉帮结派、内讧内斗不断，为了个人私利或帮派利益，反目成仇，聚众械斗，心狠手辣；他们既反对封建专治权利的代表--官府，又崇尚暴力、权威，以暴易暴；他们既不满当代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又幻想取而代之，或者辅佐造反的英雄做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封妻荫子、福禄绵长。在斗争中，见胜利则趋之若鹜，败则作鸟兽散，甚至沦为旧统治者的走狗。即使他们推翻了旧的封建统治者，也马上会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
       引文就此打住。写到这儿，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出移民、移民文化与游民、游民文化，二者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存在着许多本质上的差异。
       二者的共性是：
       移民和游民都拒绝了"故土难离"的信条，都认定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都抱定了"向前走，莫回头"的决心，勇于到外面的世界闯天下。因此他们都不愧为勇于突破窠臼敢为天下先的闯将，而且对闯天下抱有较高的期望值，都敢于充当冒险家。因此，移民文化与游民文化都是敢字当头的文化，都是破字当头的文化。
       二者的差异是：
       移民进入新天地，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即在新的沃土上落地生根，由阿拉宁波变做了阿拉上海，并引以为自豪；游民则习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并不想或不能(有案在身，不敢久居)落地生根。
       移民在新土地上落地生根后，勇于吸收外来的新事物，不像游民只顾眼前利益，对新旧事物都不感兴趣。尽管移民与游民都有破字当头的精神，但移民既敢于破旧又敢于立新，而游民则一破到底，直到他们坐了龙庭，到了非立不可的时候，才重新拣起被他们砸烂的旧统治机制，实现一个名符其实的新瓶装旧酒。
       移民期盼落地生根，因而总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在秩序内尽可能多地扩张自己的利益；而游民则具有先天的反社会性，蔑视一切秩序、规范、公德和一切对他们有所约束的东西，只热衷于他们自己的帮派秩序。
       移民闯码头，为求生存也为尽快脱贫致富，练就一副灵活的经济头脑。在他们身上往往染有浓重的商贾气。而游民致富靠的是强取豪夺，商贾在他们眼中是夺取的对象，只有胳膊粗力气大脸厚心黑才是致富的本钱，所以游民身上总带有一股流氓气。
       就以上几方面的异同来看，同样离别故土闯码头的移民和游民，他们的谋生手段、人生追求、思维模式、处世哲学都有很大的差异，其最终的结果是移民与游民成为两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阶层。移民文化与游民文化也各奔东西，分道扬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将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转进城市，但愿这数以亿计的离土的人群中多一点移民，少一点游民!
       三、游民研究与城市社会学
       我是学建筑的，曾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所以看了学泰兄对游民研究论著中涉及的中国古代城市史和古代城市社会学的分析后，我特别敬佩他的跨学科知识的深厚底功，和综合的系统思维的缜密。给我印象至深的是他在《中国流民·序》中说的：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其实是无游民的。如果井田制有所败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就成为"游民"。
       宋以前的大城市多采取封闭的城坊制。所谓"城坊"，指城市被街道分割成若干坊，坊的四周筑有高墙。居民住在坊中，坊有门朝启夕闭。隋唐的国都长安就是这种类型的城市。它有一百多个坊，商贾云集的东、西市与居民所住的坊分开。晚上坊门关闭，坊角有警卫，街道上有金吾巡道，不准夜行。这种城市容纳游民的能力很差。到了宋代，大多数城市打破了封闭凝固的城坊，一变为市民居住区与商业区相互混杂的街巷制(与现在城镇类似)。北宋首都汴京、南宋都城临安，商业服务业都十分发达，许多食品店通宵服务，这为游民提供了糊口谋食的机会。北宋时期人口膨胀，土地兼并激烈，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生活极不稳定的游民。
       的确，游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和城市的发展、开放型的城市结构的出现，以及人口的过度增长，生活资料的相对匮乏，以及官场的腐败、贫富差距的拉大，都有着密切的机缘。
       再看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社会学，虽然它并不属于新兴学科，但由于社会学在我国曾消失了近三十年之久，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的城市社会学只到80年代才重新出现在高校的讲坛上。
       城市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概念、观点(视野)、方法研究城市社会的学科。它的使命是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城市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制订正确的城市发展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以提高管理城市水平。
       城市社会学诞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该学科的创建做出极大贡献的美国芝加哥学派。19世纪下半叶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城市化的进程空前加速，1880年才50万人口的芝加哥，到1930年增长到337万，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大量的移民涌入芝加哥，使芝加哥成为种族混居、藏污纳垢的大都会，成为犯罪率直线上升的罪恶之都。正当此时，芝加哥学派率先走上街头做实际调查，分析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后，提出了积极的诊断和处方，为芝加哥的健康发展，也为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次大战后，和平环境下人口迅速增长，再次出现了城市化的高峰，相继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青少年犯罪、离婚率上升，以及各种心理畸变等新的社会问题。因此，1955年出版美国学者柏吉尔的《城市社会学》一书，特别增加了病态社会秩序的研究，日本学者大桥熏的《城市社会病理》一书，也对现代城市病做了详细的诊断。但由于西方国家没有我国特产的游民与游民文化，因此，当世纪之交中国的城市进程加速时出现的游民急速膨胀，和游民文化一步步向主流文化逼进的严重局面，都是西方学者未曾接触过的新问题，从他们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诊断和处方，更没有有效的免疫疫苗。因此，我以为学泰兄对游民与游民文化的研究，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但接下来应该有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学者接过接力棒，对因游民与游民文化迅速膨胀导致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病，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