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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初，我在编《浙江教育报》综合新闻版的时候，看到一篇论文，是从民俗学的角度讨论教育问题的。这个角度叫我感觉很有趣味。可惜论文不属于我的版面，不知道这篇论文后来被如何处理。
       从民俗学角度谈教育，这至少表明这篇论文的作者能够看出民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力量。我们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民俗之内。我们的古人写出了很多记录民俗事象的书，可是使中国的民俗成为一门现代学问，则是20世纪的一十年代末的事。赵世瑜先生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一书中说：中国现代民俗学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它的产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不开，它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学术运动，一场学术革命，它向学术界和全社会推出了崭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像其它学科的学者一样，力图通过本学科的努力，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提供自己的帮助。赵世瑜先生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这一总体认识，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1928年8月前后，当年轻的学者钟敬文在广州中山大学为中大民俗学会经手付印苏州王翼之的《吴歌乙集》而被中山大学校长认为是宣扬"猥亵"(其实这也反映出校内一部分学者对顾颉刚所主持的民俗学会工作的不满和轻视)，从而被迫离职时，会有那么多的"前卫"学者对钟敬文深表同情，当时远在北方的周作人听说这件事后，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钟敬文以猥亵语停职，自亦系意料中事，我们前此笑骂章士钊、刘哲，其实此刻要人中此种比比皆是，我们尔时亦太少所见耳。
       周作人这儿所说的"笑骂章士钊、刘哲"，指的是20年代中期章作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以儒家经典反对新文化运动，刘也曾为张作霖军政府之教育总长，观念腐旧。周作人这样来作比，也正反映出新文化的学者们对民俗学所拥有的"不言而喻"的共同认识(参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
       赵世瑜先生的《眼光向下的革命》，正是要为1918年至1937年的中国民俗学思想作传。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平铺直叙，而是着眼于"问题"，强调对问题的解释而不是描述。这一则是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历程已有学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性的爬梳和勾勒，另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历史学界，已经发生了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的转变。作者具备历史学和民俗学的双重学科背景(我曾读过他写的有关中国古代史、明清社会史、文化地理学以及史学理论等方面的著述，这些作品给过我很多阅读的快感)，所以做这项专题研究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像"时世与英雄"两编里对中国现代民俗学产生与中国社会的联系问题、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中外学术渊源、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等等的讨论，在"问题与思考"一编里对民俗学的性质、对象、特征、目的、功能以及方法论等等问题的探究，我觉得是富有新意而能进入问题的实质的。从大的方面说，这新意中的最突出点是，有别于以往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考察，而专力于学术史或学科史的探索。这是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是为学科建设做基石，也是为今天的民俗研究提供返本开新的一个参照。我们的民俗学在沉寂数十年后，如何再有大规模的起步?我们的新的起点该立在哪里?
       我们的工作如何能够在前辈的基础上再上层楼而不是重复做"无用功"?这本书能使我们有所得。
       我在阅读这部书时忽然由这本书而想到书外的一个问题。1928年秋，钟敬文在中山大学被迫离职后，由当时的浙江大学秘书长刘大白的推荐，到杭州担任教职。而杭州也在不意间因钟敬文的来到，而成为了一个新的民俗学中心。钟敬文先生晚年回忆道：短短几年，民俗学运动高潮再在浙江出现(参见《民俗文化学：梗概和兴起》，钟敬文著，中华书局1996年11月出版)。这固然表明浙江具有丰厚的民俗资源，民俗学家正可据以作出大成绩，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表明，广州虽说是北伐革命的策源地，但是在学术领地里，或者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地里，当时的杭州的开明开放未见得会比广州来得更逊色一些?在浙江的当代文学界，有一个说法：浙江人大多要到浙江之外的地方去，才能成名。这个说法虽然讲的是"浙江"，但其实所指的是省会城市杭州，这是不言自明的。支持这个说法的一些事实依据是，譬如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茅盾、徐志摩等等著名作家，都是在外地譬如在北京、上海功成名就。这个说法也许有它的道理，它包含的深一层意思也许也值得我们回味。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恐怕也该考虑。民国16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地方建置，撤消道制，实行省、县两级制。
       杭州首任市长邵元冲力图使杭州跻身特别市行列，未获成功。杭州建市从一开始就与北京、上海拉开了距离。在现代史上，北京、上海能够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而成为全国的南北文化中心，这是由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历史原因等等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这是不依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心里成名要比在中心之外成名机会更多一些、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也显然的是一个事实，恐怕不好用作褒贬城市的依据。钟敬文的故事也许可以告诉我们，至少在现代史上，譬如在二三十年代，杭州的文化仍然有它的可取之处。至少它并不比其它的省辖市来得落后。至于今天的杭州在全国的省会城市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的文化氛围、文化建设、文化胸襟，与其它省会城市相比较，究竟位于哪一个"区间"，哪一个"段位"，则当然是另外一个需要我们好好探讨的问题。
       (《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年～1937)》，赵世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系"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