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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前，买了一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十巨册《周作人文类编》。这套书印得很漂亮，编者也下了不少工夫。单就每册厚薄匀均，所收文章大多加以校勘来说，就不是当今所有的文集都能做得到的。当然，编辑方面的问题也不是没有。例如，全套书明明不能分册零买，但编者的《弁言》及《凡例》却偏偏每一册前都印，岂非故意浪费纸墨和买书人的钱?又如，作人发表在《开明》上的致"雪村兄"的信，收信人肯定是开明书店人皆知之的章雪村老板，书中却被加上"致徐雪村"(此是何人?)的题目。
       当然，这些都不算大问题，我也不想为此专门来写一篇文章；激起我写这篇短文的，是这套书的编者所表达的一种对周作人的态度。该书《弁言》以"附录"的形式，公布了编者1958年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信中说："从40年代初读书时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爱读的文章。"虽然，40年代初我还未出生，但"40年代初"是个什么年头我还是知道的；而且我还知道，那个年头"最爱读"周作人文章的中国人恐怕极少。为什么?我想大家也一想就明白。
       那么，编者这里说的"最爱读"的周氏文章，也许不包括他在当年做汉奸期间写的?我曾经这样想。然而，编者却明明白白地说，从那年头起，他就不断地搜求周氏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了，而且都爱不能释"。还说："说老实话，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编者甚至说，无论是早期的文章，甚至就是后来众口詈议的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读到这些，实在忍不住想问一句：就在当年你写这些话的时候，周氏写的东西也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作品吗?也是"蔼然仁者之言"?也是对"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深沉"的"眷念"之作吗?
       其实，我也不否认周氏有一些文章写得不错，"美"，有的时候他的态度也算"诚实"；但是，决不是"全都"这样!他不仅写过不少蹩脚的文章，而且他的为人与为文都有过一段不可掩饰的丑恶与虚伪，任何人用任何登峰造极的言辞也无法对此美化。而编者在那封信上说："20余年中，中国发生了各种事变，先生的经历自是坎坷，然而，即使不读乙酉诸文，我也从来不愿对先生过于苛责。"乙酉即1945年，"乙酉诸文"当指周作人为自己的汉奸问题所写的辩解文章。编者想向周氏表白的意思似乎是：他本来就不想对周氏的叛逆行为"苛责"，待看了"乙酉诸文"后就更只剩下五体投地的佩服了。我作为一个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想坦率地说一句：编者的这样一种态度是不对的。如更想以这样的态度来影响更多的读者，就更加不对了。
       编者在《凡例》中说，书中所收文章，包括演说辞、应用文等等，但"公务性质的文字和讲辞"则不收。这样，周氏在"40年代初"公开发表的《关于华北教育》的广播讲辞(内容歌颂"友邦之协助"，鼓吹"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目标")，在汤尔和追悼会上致辞等等，还有《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与青年的责任》、《东亚解放之证明》等大作，便大概都以带有所谓的"公务性质"(当然是伪政权的"公务")的原因而"割爱"了。但是，周氏当年还有《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汤尔和先生序》等文章，都与"公务"搭不上，而且在当年都是公开发表的正经的序文，书中为什么都不收呢?因此，我在这里要郑重地向读者指出：这套书虽然标称"全编"，其实有"遗珠"之憾。而如果不读读那些未收的妙文，也就不足以全面认识周作人其人其文!
       我曾读过张恩和先生的《由〈东史郎日记〉想起的》一文，深有同感。文中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对照起《东史郎日记》引起的热烈反响，我觉得这些年国内兴起的周作人热就有点热得没有道理。""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民族，千万不能丧失记忆，更不能要求别人正视历史，不忘过去，而自己反不正视历史，反忘记过去，好像别人杀了我们的人，侮辱了我们，我们就应该记住，而我们自己的人犯了罪，反倒可以原谅，可以为之开脱。这不但有悖常理，也很难让人尊重。"
       [附记]
       近日又偶读《周作人文类编》卷十《八十心情》中的写于"40年代初"的《先母行述》一文，忽发现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先母"以间医师之力，始转危为安。作人1当赴首都2，见先母饮食如常，乃禀命出发……"。文末有编者的注："12以下共阙去十余字。"
       这不免引起我的好奇心。
       "阙去"的是什么字呢?急查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周作人集外集》，其中收入的此文居然也同样是"阙去"这"十余字"的；而且，连这样的注也没有，浑然一体，令人只能以为周作人的"禀命出发"是禀了先母之命。
       由于周作人的这篇文章"未收入自编文集"，我想查考这"阙去十余字"还真是费了不少工夫。谢天谢地，我终于设法找到了，不敢自秘，亟贡同好。
       原来，上述注1处"阙去"的是："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注2处"阙去"的是："谒主席"!
       各位读者，明白了吧?这里说的"国民政府"，不在当时的重庆，而是在南京。那么，所谒的"主席"是谁，不用说了吧?
       由此可见，"阙去"云云，实在是很有一番苦心的。
       不过我想，这"十余字"实在还是"阙去"不得的。一"阙去"，"禀命"便没有了着落。不仅会让人以为周作人禀的是母命，甚或再过几年，如有人又"调查"、"回忆"出周作人是禀某某地下组织之命去干什么之类，岂不又得热闹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