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苍茫》是我自觉运用新的"笔墨观念"写的一本随笔文集。
1999年，我随同中国作协采风团去新疆访问，十多天中晓行夜宿，把大半个新疆跑了一个"够"。然而新疆对于我，最为梦魂牵绕的地方，则是年轻时在塔里木河呆过八年的军垦农场。我在那儿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但如果面对"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战友，我还是觉得有些尴尬。所以，当采风团活动结束之后，当我独自返回当年农场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万般矛盾起来。我想见当年的战友，但又有些怕见。
我知道，这种矛盾心情是可以也非常值得"写"的。但不急动笔，我需要好好整理一下思路；同时，我更在等照片，等文字和照片的汇合与碰撞。因为我在写过《老北京》三部曲之后，便多少懂得了一些照片的分量和用途，它应该成为文字之外的另一种"笔墨"。照片使好、使巧、使准了，可以大幅度地"俭省"(某种意义上则是"苛求")文字，还能产生文字所不能产生的效能。
文字与照片何者为先?--没准。有时以照片作为前导，一下子就让读者看到规定情景，就可以"省去"大量的描写。同时，若把照片经三言两语一"纵深"，那历史感也就"出来了"--何乐而不为?图文书的到来，或许是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阶段。
回新疆前，我翻阅了家中有关新疆的老照片，勾起不少回忆。但，如果这些仅仅是我个人生活的一种记录，那就"意思不大"。我这样认识自己当年的进疆：偶然中有必然，其中包含着很苦涩很沉重的东西。我手头还保存着"另一些照片"，但都作为我当年进疆的"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而存在。显然，如把这些照片刊登出来，同时再以文字辅助，就会更有说服力。
采风中，同伴拍了不少新疆风情的照片。我拍得很少，但留意同伴都拍了哪些。只要自己一旦动笔，我就可以"借用"那些风情照。但采风中我一直控制着感情，光有浮光掠影是不够的，我需要的是历史的纵深。
后来，我在塔里木河终于遇到了老战友，他们给我拿出来创业时的老照片。我这才激动起来--如以采风上的"横"，再加上当年创业上的"纵"，二者交叉"打一些乱仗"，这文章就"好看"了。
回到北京，我不紧不慢地写了起来。写的过程很从容，因为我拥有了文字和照片这两种"笔墨"。我觉得，拥有两种"笔墨"比只拥有一种为好。当然，不是所有的题材都适合用两种"笔墨"去做。
下面应杂志编辑的建议，挑出书中的几幅照片，配以文字，也算对"两幅笔墨"作用的现身说法吧!
这张照片摄于抗日战争时的重庆。年轻的是我母亲，当时《大公报》的记者彭子冈；被采访的长者是沈钧儒，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
《大公报》记者都是自己找房子住，所以我父母1938年由武汉进入重庆后，两年当中先后搬过十次家。原因是日寇不断轰炸，每次都险一险炸到我父母。每一次把我父母的家炸成废墟之后，他俩不但没有气馁，反而向着市中心寻找新家了。最后一次被炸之后，据说我父母相顾无言，寻思着"今晚该搬到哪儿去"的问题。他们偶然向斜上方一抬头，望见了沈钧儒先生住宅的那个"良庄"。他们伫立了很久，最后觉得当天时间已晚，只有到沈先生家里"先借住一宿"，于是便缓慢爬坡，向沈宅走去。
奇了，当他俩走进沈宅那个"良庄"时，沈先生迎面说了一句："你们总算来了。"原来，就在我父母向斜上方仰望的时候，沈先生从自家阳台也向着斜下方俯瞰。沈告诉我父母："从防空警报一解除，我就一直盯着你们那一片废墟，琢磨你俩今天晚上会到哪儿过夜。正这么想着，结果你们就来了……"
当晚，我父母就留宿在"良庄"，次日，沈先生匀出三楼一间房屋给我父母长住。此后也奇，日寇再没轰炸到这里，于是我父母就一直住到了抗战胜利。一年多以后，我出生在这栋三层小楼当中，我在地板上爬行，这位留着胡须的"沈爷爷"就看着我笑。
解放初期，我父母在北京，沈也在北京。相互间接触很多。1950年，中央向新疆派出参观团，沈钧儒当团长，我母亲是团员。我后来看过当年的记录片，当参观团的小飞机降落时，沈作为团长，当然第一个走出机舱，以轻快的步伐"跳"下舷梯。他的这一"跳"给人印象极深，这是当时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写照。本来，我还等着看我母亲，但是，摄影记者没拍后面的镜头。
我60年代中期去了新疆，母亲是非常支持的，因为她当年去过新疆。我是带着母亲的美好祝愿去的。我的身后有我母亲，我母亲的身后，还有这位虽老却又异常亲切的"沈老"。
鲁迅写过"两地书"，我曾经历"三地书"。
我母亲早年进入文坛，曾得到沈(从文)先生的提携。沈与我父母是半师半友的关系，但我自小就遵命叫他"沈伯伯"。我听得懂他的湘西口音，看得懂他的那笔行草，另外多少能读些没有标点、竖排的线装书；所以后来遇到挫折时，一方面沈先生叫我不要急于就业，"趁年轻脑子好使，多读点东西"；同时也说"如实在心里不踏实，就跟我学文物吧"。他曾给我开过一个很多的书单，我进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认真读了三个月的青铜镜的鉴定。后来实在"受不住"了，找到沈先生表示"告退"，他笑笑，接受了。
再往后，我独自去了新疆，他也很高兴，或许觉得我和他当年在湘西的情景有些相似。我去新疆后，很快就到了"文革"，他经常从北京给我写信，而且是长信。我读过后，便转寄给在湖北干校的父母，父母然后再从湖北给他写信。这样"三角"传递信件，并且还附上从"三角"的另一方寄来的信，维持了三四年时间。每次我母亲都在信中说："好好体会沈写景写情的笔法，这些都称得上经典。"
"文革"后半段，沈先生夫妇先后也去了湖北，先是各在一处。沈伯伯寄住在一个小学校中，有时发大水，四周淹没了，学校就如同一个孤岛。沈先生依然很乐观，每天笑嘻嘻拎着饭盒到食堂去打饭，同时观察路边有哪些花草和昨天不一样了。有时天上过飞机，他就由不得兴奋异常……他把这些观感都写进信中，让我远在万里之外的新疆，也感到一阵阵的兴奋。沈伯母身体瘦弱，但劳动很努力，一度当了菜班的班长。后来算是组织上照顾，才把他俩调到了一起。我父母也在湖北的另一处干校，地理上的直线距离不远，但那时没有行动的自由，是不能随便从一处去另一处"看望朋友"的。
看着这张沈先生夫妇的照片，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作为一个小民，没有"行动自由"固然可悲，但一定要有绝对的"精神自由"。如果能把沈伯伯的孤岛上的所思所想都整理出来，那足够是一部史书。
这些塔里木人在干什么?--他们是用那一棵棵的原木，在给塔里木河搭建木桥。(见下页左图)
塔里木河维语里是"无缰野马"，它是亚洲最大的内陆河。1958年开发时，是从河的北岸开发到了河的南岸。冬天时河流结冰，各种器材就从冰面上运输过去，可春天河水一开冻，器材就无法过河了。于是，每年都要造一次桥，就像照片上拍摄的那样，用当地最大的木材，把木头桩子栽进河床，上面再铺木板，车马都可以"辚辚"着过去。但好景不长，只要洪水一下来，塔里木河保准就要改道，洪水会把木头桥桩冲垮。为保护木桥，每年都要牺牲许多军垦战士。
在创业的年代中，这样的桥年年建，然后年年垮。尽管年年垮，仍然年年建，并且每年都在创业史中记载新牺牲的烈士一笔。
我是1965年进疆的。我来晚了。那时南岸已经开发出大量土地，南岸的农场基本也成规模了。换言之，该运进去的器材基本上都"进去"了，所以建桥业已停止。只是趁每年冬天多从冰面上运输，或者多造几条大船，借以把汽车放到船上运过去。
我进疆后，曾为团场的宣传队写过节目，也接触过当年的"保留节目"。其中就有对当年造桥的颂歌，我真心倾倒过，一直想找当年的老照片看上一看。但一直没找到。越是没找到，就越是景仰。越是景仰，就越是想唱颂歌。我是真诚的，我嫌当年的节目写得不充分，曾提笔为之润色。我还设身处地，写过一个当年造桥的表演唱。我自己觉得挺"解气"，老同志看过没言语，后来才知道我写得有些"拔高"。
总之，我在新疆时没能看到当年真正的塔里木河大桥，但我真心景仰早我几年进疆、并得到亲手造桥机会的"老军垦"。
如今，我终于遇到这张照片，并且从中看到他们朴实身影和劳动场景了。他们默默无闻奉献着。如今还有谁知道和记得他们呢?实际上，他们都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们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实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这次回到新疆，陡然看见了塔里木河上建造的水泥大桥，它稳稳当当，扎扎实实挺立在那里，洪水虽然还有，但不像当年那么势不可当了。这世界，早就变成比尔·盖茨的了。
保尔和比尔究竟是什么关系，很值得深入探讨。
采风结束之后，我独自回到塔里木河的军垦农场。听说当年的老排长还在，我连忙去看他。见面时紧紧握手，七十岁的他还是那么有劲儿。见我凝视当年呆过的连队，他随手指着身后的一所大屋子说："看，当年的俱乐部，你还在这儿演过《红灯记》呢!"我心中"轰"的一声，往事顿时回想起来--我当时的确在这儿演过《红灯记》中的两个选场。
我回过身子，把俱乐部拍了下来。(下图)
当时是夏收，麦子刚刚割完，大伙要歇一歇。连队组织一台文艺晚会，大轴是这"痛说革命家史"和"赴宴斗鸠山"两折，因连队职工喜欢京剧的不多，于是特意在两折戏的当中，穿插进一段群口快板，表扬夏收当中的好人好事。
我演李玉和。今天回想：当年很瘦的我，怎么能演李玉和呢?可领导说"你能"，我又怎能说"不能"呢?领导心里说："夏收大家都累了，需要吃几顿有肥肉的饭食，更需要演点节目，自己热闹和慰劳自己。北京唱《红灯记》是大事，可在咱塔里木河唱它，不外就是个玩儿，让大家乐和乐和!"我没推辞，唱了。我还教上海知青们用丹田气发声。演铁梅的女知青刚怀孕，后来在演出中用这丹田气一努劲儿，结果流了产。真是想不到!演鸠山的那个男知青，平时是个调皮鬼，演戏中也随意调侃。他没有完全遵循袁世海的那种"架子花"路子，而是借用了一些滑稽戏当中的"小丑"路数，把鸠山这个人物"漫画化"了。
天高皇帝远。
这场演出在整个团场还是产生了影响。从此宣传队进行巡回演出，当中都要穿插进我的化妆彩唱"朔风吹"。再后来，团里每有干部会议，开会之前也要我教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口音也各式各样。我每唱一个小节，他们就"跟"一个小节。干部知道这是政治行为，没人敢不张嘴。不久，全团召开万人大会，团领导依然要我在主席台上教唱样板戏，但台底下硬是没人张嘴。团领导叹了口气，法不责众，也就"算了"。
当时，我可没想到"文革"之后自己能够调进中国京剧院，没想到自己能和刘长瑜、高玉倩们成为"同事"，更没想到再后来能和从石家庄回来"探亲"的浩亮随便聊天。这时我接触到的，其中都有很浓很深的政治内涵；相比之下，我却十分怀念当年我所主演的那一场没"政治"的《红灯记》。
我这次回农一师寻访故地，是由师文联主席老金全程陪同的。后来回到师部，他邀我"到家里坐坐"，我去了。他如今是新疆相当有名的书法家，所以家里墙壁上也挂了他不少的书法作品。但转瞬我又发现：他家的墙上没挂照片，一张都没有，这就奇怪了。于是，我向他要"家庭相册"一观。
他从柜子第一层抽屉中，取出一本相册，递给了我。随手翻开，发现第一页最上边摆着一男一女两张一寸的黑白照片。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很般配。再细看去，男的不是我面前的老金，女的是谁我不晓得，因为老金的爱人此刻也不在家。
老金"画外音"般向我解释："这是我俩当年的另一位。"
原来，老金在进疆初期结过婚，不久有了一个男孩，但妻子却在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中丧生。此后断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其中不乏还没结婚的"大姑娘"。但每次见面后，老金都十分痛苦，总是婉言谢绝"继续交往"。原因是在他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低于对方，也怕以后万一又有了新的孩子，会在与原来的孩子之间不能"一碗水端平"。一直这么过了几年，有人为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其命运与他何其相似--也结过婚，也有一个男孩，爱人也是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老金和对方只见了一次，就都同意了。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了这样的家庭相册--把双方原来的爱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照片旁边分别注明他俩的姓名，以及去世的年月，在照片下边还写明"这是我们共同的亲人"。同时家庭的墙壁上，就不再悬挂任何人的照片……
我当时问老金："你们没再要你们俩自己的孩子?"
"没。我俩原先各有了一个了，让他俩如同亲兄弟一样，我俩就很满意了。我们只是有些担心--我俩原先在天上的那一位，会对我俩的结合有想法，但实在是没办法，为了这两个孩子，我们只有请求他们在天上也能逐渐走近--就如同相册上的这种并肩。我俩期望他俩，能够并肩凝视地上的我们(一共四人)，看我俩如何对待这两个孩子，也看着我俩如何走完人生的旅程。我相信，他俩是会慢慢理解的。等最后我俩也回到天上时，我们四个重新相聚，相信会有说不完的话……"
我很久无言，心中反复折腾着这样一个念头：要是老金和他现在的妻子当年没有进疆，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俩或许会在上海各自过一个安稳、平静的人生。但他们进疆了，并且经住了人生大苦痛的考验，如今已临近退休的年纪。他们用他们的劳动建设了新的新疆。此外在新的新疆精神世界中，也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其中像他俩的这段故事，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他俩故事当中的价值几何?或许还没有人进行认真的评量。我以为，老金和他妻子的组合，实在对于人类如何认识自己，是具有显著的意义的。
其中或许就另一侧面显现着人类的辉煌--对此，我们实在不应该轻视。
(《回望苍茫》徐城北著，《今日东方》杂志社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