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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英文原版的“西学基本经典”丛书，这在国内出版界乃至于整个学术界都是一桩值得瞩目的盛事。我作为一个知情者，关注并期盼此事已久，现今看到一批胆识之士的辛勤工作结出硕果，不禁感慨系之。
       我说译西书之事隐含着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切，这话一点都不假；而且放在一百年前去看，它还不能说是隐含，而是急切地表达，因为中国人引进西学并译西书之事，本身就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给逼迫出来的。这当然是指甲午战争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别的不说，且看当时一位与时事相涉并不深的学者王国维在1898年说的一句话：“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给许同蔺的信)这是那一代学人“求新声于异邦”的初衷，也是他们大张旗鼓地译介西书的最强烈的动因。近代中国对西学的拥抱和对西书的引入，就是这样拉开了序幕；这注定了该事件从一开始就灌注了充沛的人文精神。直到最近一二十年，西学东渐再一次成为盛事，西书尤其是学术书籍的翻译又掀起大潮，究其动因，不是仍来自当代中国在“世界大家庭”里生存的危机感吗?
       当然，民族存亡对于学人或人文精神来说毕竟还是较为实际也较为表层的因素。学人与常人不同的地方，是思想；其对民族及人类命运的关切，也能上升到形而上之思。为此，引进西学，就肯定会向深幽处延伸和开拓，而译事里所体现的学人精神和人文精神也随之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