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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阅读”谢铁骊
作者:梁晓声

《博览群书》 2000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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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容亲切,智慧,深沉的目光从镜片后注视着我——然而双唇微张,似乎随时准备慢条斯理地说出一句极幽默的话语,那可能是善意的调侃对方,也可能是艺术家型长者谦虚的自嘲,于是不禁使人绽颐而笑——那么,这便是谢铁骊老师了——《谢铁骊谈电影艺术》这一本书封面上的他……
       初识谢铁骊老师的人也许会觉得他是一个过于严肃的人。但你只要和他相识两小时以上,你立刻会享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型长者待人那一种性情本色的亲切——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值得他亲切对待的人的话。果而如此,你若和他相处一日,你就几乎可以视他为友了。倘若你是年轻人,他也会以一位忘年老友的态度对待你。
       于是你会领略到他的智慧,那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的艺术理念方面的修养;于是,即使你自己恰恰是一个严肃的人,或是一个拘谨的内向的人,你也会被他的幽默所感染,渐渐自己瓦解自己的严肃和拘谨了。当然,工作时另当别论。工作着的谢铁骊,尤其在拍摄现场时的谢铁骊,据我所知,是不怎么开玩笑的。
       谢铁骊的幽默话语和他那一种深沉的目光,于他既形成着一种反差,亦体现着一种和谐。
       谢铁骊的幽默是从他的智慧里渗出来的。也是从他的亲切里淌出来的。
       然而我在北影十年,竟不曾有机会与他接近过。所以他给我的印象确乎是严肃的。常见他从厂里走过,若在冬季,总穿着大衣。穿呢大衣一定是将参加什么会议;穿军棉大衣一定是正在摄制组里了……
       我一次也没主动与他说过话。
       但是竟在文学部召开的电影研讨会上言词激烈地“批判”过他。那是由于他所执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老师拍这一部电影的初衷是,对当年普遍的中国父母们望子成龙,而儿女又不争气所酿成的种种悲剧现实奉献艺术的解惑;而我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对他的解惑初衷产生了偏激,认为他伤害了底层父辈的常情常理……
       当时我才三十几岁,正是刚愎自负,动辄激昂慷慨的年龄。
       1988年我调至童影后,很少见到他了。
       大约1993年,我和他同时参加了一次电影研讨会。会上,中年导演滕文骥在对他做“启发”式发言时,“放肆”地称他“小谢”——滕文骥一向风趣惯了,在座众人殊不为怪。滕氏“三娘教子”了一通,铁骊老师洗耳恭听,佯装小辈,频频谦道:“承蒙滕老指教,承蒙滕老指教……”
       于是众人皆笑。
       于是我亲闻了谢铁骊式话语的妙趣横生……
       两年后我们一起访日。他是团长,我是团员。在机场,他见我仅拎了一个纸袋,而且上面印满了红色心形图案,不由得问我:“就这一个纸袋子?”
       我说:“是啊,一位日本客人访问我时忘在我家的”。
       他就故作庄重地说:“好,值得学习。这才叫轻装出行。哎,晓声,到了日本,要不要我这位团长告诉主人,你也是不远万里还人家一个纸袋的?向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多么的不贪小便宜嘛!”
       说得我忍俊不禁。
       在日本,我们二人迅速稔熟,我便也每放肆地戏称他“小谢”,他则戏称我“梁老”起来。于是除了老作家李,其他团员也皆戏称我“梁老”。
       李困惑,当着我面问他:“怎么晓声成梁老了?你倒成小谢了?”
       他就快意地微笑,慢条斯理地说:“你我这把年纪的人,还能被视几回小哇?这是年轻人对我的偏爱呀!看来我人缘比你好。所以他们偏不叫你小李。你有点嫉妒我了吧?”
       李也便笑起来……
       天天都在应酬中。团长免不了时时即席讲话,答谢。有次我们年轻人嫌他讲话长了。其实他在那种场合从不长篇大论,只不过我们年轻人当时都有点儿饿了,急着抓筷子开吃。
       他说:“是么?虚心接受诸位批评。”
       至晚,饭前还得答谢。
       他预先问我们:“征求诸老意见,限定我讲几分钟啊?”
       大家说,不许超过十分钟。
       他又说:“我哪儿讲得了那么长啊!限定五分钟就足够了。要是大家看我这位团长不合格,干脆罢免了我吧,也让我享受享受只作团员的好处嘛!”
       大家说,那不行。您“小谢”是老党员,您推不掉的。该您什么角色,您就得充当什么角色!
       结果他真在五分钟内就结束了答谢。言简意赅,情绪饱满。过后我们就表扬他。他却谦谦笑道:“诸老批评,铭记心间。我是写了稿,然后背过的。”——当然是谢铁骊式的玩笑。
       与谢铁骊这样的团长一起出国访问,深切的感受是四个字——轻松,快活。谁都从早到晚笑呵呵的。
       他以他平易,亲切,随和,幽默的长者风度长者魅力凝聚我们,使我们自己觉悟着——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庄重的时候庄重……
       我在日本什么都不想买。
       他先是动员,后来简直就是逼着我一定要给妻子儿子老母亲各买点儿什么,而且在商场里转来转去为我选择又便宜又适用的商品。选择定了,扯着我去看,仿佛是要我为他自己买下那么的坚定不移——那时他热心得特别孩子气。
       归国时,我与谢铁骊老师已成一对忘年交矣。
       久不见他,竟还想他。
       总说要请他和阿姨吃饭,总也没兑现……
       正如谢铁骊老师在他的书中所“交待”的,他至今已执导了近三十部影片了。近年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以后,并未枕绩而居,仍恋导职如当年。
       在铁骊老师执导的影片中,我特别欣赏《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校正当年的偏激目光再看《包氏父子》,也不失为一部改编、拍摄,以及演员表演都堪称优秀的影片。
       《暴风骤雨》体现着铁骊老师“求真”的艺术追求。不但求一部影片制作方面的一切真;更要求人物关系所决定的人物之间的真感情。他反对“过”。不主张“煽情”。认为人物之间的真感情,贵在细腻和准确。那样一部朴实无华力避造作的影片,大约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由铁骊老师那样一代导演才能游刃有余地胜任了。
       《早春二月》是一部情调影片。一部具有忧郁的哀婉的诗性风格的影片。铁骊老师认为中国是一个抒情诗的国度。其实,据我看来,他更是一位心灵深处盘桓浪漫主义憧憬的电影艺术家。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似乎永远是他的艺术宗旨。即使极为现实主义的题材,他也要从中发掘浪漫主义可能存在着的艺术空间。《知音》、《今夜星光灿烂》、《月落玉长河》、《金秋桂花迟》,乃体现着他对电影诗性风格的另几次实践。
       《包氏父子》、《天网》是铁骊老师对电影的人民性思考的体现。前者可以拍得特别凄切悲苦,后者可以拍得特别激烈张扬。但他都没那样去处理。在艺术上,他是一个欣赏含蓄的人,也是一位要求含蓄的导演。含蓄始终是他电影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理念。
       六部集的电影《红楼梦》,耗费了他四年多的心血。
       铁骊老师爱读书。据我所知,他似乎不太读闲书。他读书如学者,不是为了茶余饭后消磨时光,而是为了吸收艺术学理方面的营养。他是那种读得很多,谈得很少的人。他爱唐诗宋词乃至散曲。爱读中国古典名著以及近当代名著,对名著改编自有一套经验。他不是靠激情拍电影的导演,而是靠缜细的理性拍电影的人。在自己用理性将剧本分析透彻了,将人物关系梳理清楚了,将风格确定了,才开始节制地注入激情。他深谙节制的必要。他胸有十分激情,往往仅向影片中注入五六分,或许还少。他认为小说和诗可以激情恣肆,但拍电影也那样未必可取。
       他的激情总是通过清新淡雅来体现……
       他是一位有雅士气质的电影艺术家。
       铁骊老师的艺术生涯和他那一代导演演员们一样,也存在着大的遗憾性。十年“文革”,他被指令拍摄“样板戏”电影。十年的时间对于任何从事艺术职业的人都是宝贵的。如果那不是非常年代,他肯定会奉献给我们多部《早春二月》那一类诗性电影。也肯定会奉献给我们多部《包氏父子》那一类解惑性的“生活电影”——而那,才是他的真愿。
       后来他终于无法忍受“四人帮”的文化和文艺专制,于是就发生了谢铁骊式的抗议——秉笔上书毛泽东,直抒不满。那在当年是一次中国“政治事件”。它体现着铁骊老师性情的另一面——“无妨人后,敢为人先”。并且,是准备好了被打入“另册”的;甚至,得有坐牢的精神准备……
       那是艺术家身上非艺术的表现,也是非艺术的闪光。
       谢铁骊——一位可敬长者;一位可亲长者;一个可作年轻人良师益友的人。
       编写《谢铁骊谈电影艺术》一书的,是我的小友王小明。王小明是位年轻的宗教学学者。我是由于对宗教学的兴趣认识了他的。他曾送我他的多部佛学注释书籍,使我在宗教学兴趣方面受益匪浅。
       出版《谢铁骊谈电影艺术》一书的,是重庆大学出版社。他们出版此书,自然没有丝毫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而纯粹是出于对中国电影事业前辈人士的敬爱。这很令我感动。我在年底忙忙碌碌顾此失彼的日子里,草就此文,也是出于对铁骊老师由衷的敬爱。
       他值得我敬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