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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浪漫派小说家，《鬼恋》、《风潇潇》的作者徐(字伯，原名徐传琮，笔名有徐于、史大刚、东方既白、任子楚、姜城北等)，1950年抛妻别女，由沪赴港。直到1980年癌症去世，他在香港一住三十年。这三十年，对这位久负盛名的小说家而言，既有与大陆妻女生离死别的痛苦，也有与英人治下的香港社会格格不入的矛盾，可以说心态极不平衡。病危临终前一个礼拜，他受洗加入了天主教，皈依了上帝。这本身即有力说明了一切。这里记述的，是他晚年生活的二三侧面。
       一“为什么我的书卖不动?”
       作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作家，徐对赴港创作本来寄望甚深。他满以为香港会和上海一样，欢迎他、支持他、赞赏他，使他持续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文艺作品。大出徐意外的是，香港对他完全是一副冷面孔。从1950年抵港到1980年去世，徐离港外出时间加起来不过一二年，他基本上是在港岛度过的。然而，他的“专业作家”的愿望，三十年间却始终只能是一个美梦。他首先必须就业挣钱，才能养家糊口。三十年间，他当过报刊编辑、大学教师，办过出版社、杂志社，却连一天的专业作家也当不上。徐的失落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与此密切相关的，徐的书卖不出去，很多出版社不约他的稿。他曾当面对小说家、出版家徐速说：“你是搞出版的行家，你得说老实话，为什么我的书卖不动，而那些黄毛丫头写的书却有人看?”徐速说：“大概因为这里是香港吧!”徐更加激动：“要我写那些无聊的东西吗?不行!我不能，我还没有到出卖自己的时候。”如果不是台湾正中书局为他出了十五巨册的《徐全集》，他至死这套书恐怕也未必能在香港出版。
       二“中国笔会”与“香港笔会”
       香港作家的门户之见也使他大伤脑筋。50年代初，香港老作家黄天石等人组建了“中国笔会”，作为“国际笔会”的香港分支机构。开始，他是参加了的。然而，主事者只让他做一般会员，连个理事都不给他，更不要说什么会长、副会长了。他一气之下，断然退出，另组“香港笔会”(“英文笔会”)，吸收那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外作家参加。
       这一分庭抗礼，充分说明了徐的无奈和尴尬。黄天石等本港作家，从创作成就上说，的确是远远不如徐的。特别黄天石本人，炮制了大量低俗的“港岛传奇”小说，胡编乱造，以畅销、赚钱为目的，影响很不好。然而，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徐再有名，再傲慢，我就是不理你，你能怎么样?何况黄天石先生又是香港文学的老前辈、香港白话小说的鼻祖呢?
       徐的“香港笔会”虽然组成了，但毕竟也只能出出气，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三 只能当讲师，不能当教授
       还有一件使徐很不舒心的事，那便是因为他未有博士学位，他在香港便只能当讲师，而不能当教授。尽管他后来已在浸会学院当了文学院院长，但仍然不能当教授。这样一种英国式的职称晋升制度，也使他十分气恼。
       徐是法国留学生，因为抗战爆发而提前归国，所以未能拿到学位，但英语、法语都很好，而且做过《扫荡报》派驻美国的新闻记者。他的《风潇潇》走红后，也曾被内地一些高校聘为教授或名誉教授。抵港后，他也曾被新加坡南洋大学聘为教授。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还是只能当讲师而不能当教授。
       这是英国式教育制度使然，当然无任何道理可讲。对于恃才傲物的徐来说，这也就成了一道无可奈何的“伤心岭”。
       四 一个自外于香港的“香港人”
       种种的不愉快，种种的不平衡，造成了徐对香港的无法认同。身在香港三十年，他却始终无法融入香港社会。他成了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外于香港的“香港人”。
       徐对香港的无法认同，既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他居港三十年，居然一句不学(更不说)香港话，他说的是上海话或者家乡话(浙江慈溪方言)。他请客吃饭，一般要到由沪迁港的餐厅(如“红宝石”、“红星”、“温莎”等)或有上海厨师的餐厅。就连看京戏，也要看一些由沪来港的“票友”的演出。这样一种浓重的上海“情结”，正是他不愿认同香港的有力证明。这种情结，在其小说创作中也有突出表现。在他在港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中，虽然有一些描写香港人和香港社会的短篇(如《女人与事》、《小人物的上进》等)，但长篇小说却一部也没有，像《江湖行》、《彼岸》等，都是以内地生活为题材的。在他居港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中，纯粹以香港生活为题材的，连二十分之一也没有。这恐怕也是香港读者不太接受徐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50年代到80年代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的香港人，怎么可能有耐性去读徐的那些40年代以前甚至20世纪初的隔膜、迂远而又节奏缓慢的故事?更何况徐在小说中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流落香港”的“过客”、一个举目无亲的“异乡人”，一再把香港说成是一个“令人憎厌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