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老浙大“文、史、地、师(教育)”等几类学科之盛，那是让人艳羡不已的。原因之一是大师云集，竺可桢校长以延揽人才为务，庶几乃有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的气象，端的是“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所谓“大学”也就在真正意义上成了海纳江河气魄的大学。
文学院(其前是文理学院，后来分开，这文学院也就是人文学院了)由曾留学美国与胡适辩难“新文学”驰名一时的“学衡派”首领、“桐城派”嫡传梅光迪先生挂帅，倒也“兼容并蓄”，济济一堂。知名教授若钱穆、钱基博、缪钺、丰子恺、王驾吾、向达、孟宪承、陈乐素、郑晓沧、张其昀、贺昌群、夏鼐、郭斌和、黄翼、孙大雨、费巩、吴定良、浦薛风、王庸、刘节、田德望等等星汉灿烂，而其中不幸英年早逝者，是史地系之杰出史学家张荫麟先生。
记得十余年前，我在浙大同仁处见到一本老浙大遗存下来的旧书，是一本史学理论书籍，似乎还是老“商务”所出，我信手浏览，竟从书脊上的借书袋里抽出一张借书卡，上面居然是张先生的签字，岁月倥偬，那本书也只有张先生一人之签名而已。记得当时不胜唏嘘，后来朦胧忆来，不禁怅想：这张先生的书卡不是可以作为我浙大的“文物”来看示吗?由张先生的签名，不由又想起他的怀才不遇。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1942年的深秋，在遵义，张先生贫困潦倒，也正合了当时在西南联大而久欲来浙大任教的吴宓闻其老友张先生凋谢后所感慨：“英才早逝，殆成定例”。遵义，浙大弦歌不辍，然而那背后，学者、学生、职员、工友是如何苦熬过来的?!
张荫麟先生死了，他还有许多尚未完稿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界来说，那是何等的损失!这位被视为中国历史学“梁任公第二”之称的36岁的天才学人，抱憾离开了人世，他是在饱受疾病折磨和精神痛苦之后撒手人寰的，“文章憎命达”，这不独诗人，也关乎史家，新近出版的《吴宓日记》记有张先生之“抑郁烦躁”原因，乃促其命短，诚不幸之至。陈寅恪先生得闻噩耗，作挽诗两首，曲尽读书人的辛酸，当可视为战争年代以及国民党政府腐朽统治期间知识者辈的写照：“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自叙汪中疑太激，丛编劳格定能传。孤舟南海风涛夜，回忆当时倍惘然。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陈诗首说张先生治学才气和刻苦之出众，继说两人交往，相嘘问学，海上客旅，一晃，已成春梦无痕。“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十丐，千古伤心，在一个失去社会常态和人心定力的动荡岁月，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五斗米就可以让读书人不仅折腰而且殒躯呢，陈大师痛心张荫麟不能等闲看世变幻相，不禁掷笔长叹，虽惊呼衷肠，又感同身受，徒唤奈何!张先生的不得其时而死，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如鱼烂的年代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悲怆的哀号。当吴晗电告张先生的噩耗于西南联大的同仁，伤心其英年故去，吴宓惜其博雅淹通而长逝；毛子水代众人挽曰：“史有成篇，心胸万古赖开拓；魂归何处，天地四方多贼奸。”这是出自宋玉《招魂》。谢文通先生也挽曰：“据古参今，天浮冬绿；通中直外，雹碎春江。”吴宓又想起张先生新婚时其有贺联，抚今忆旧，情不能已，再挽曰：“玉碎珠沉怜尔我，麟伤凤逝黯人天。”这是嵌了张先生以及吴先生自伤的两两情感挫折史有以吐露，国难、穷困、病痛、情殇，无不缠绕着大变动岁月中的书生们。
张先生在今天是很难为甚至是文科的学子们所认知了，那么不妨简单勾勒一下他的生平：
张荫麟，字素痴，广东东莞人。早年就读清华，彼时即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所谓“文学院四才子”，即张先生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四人并美。其人早慧又立志作第一等人，乃目无余子，曾就梁任公、顾颉刚、冯友兰、胡适、杨鸿烈、卫聚贤等著作发表评论，时人以为胆识不凡。张先生不仅是书生，生活在风云激荡的政治年代，他和许多青年一样，一腔热血，如“五卅”，清华学生会为邵飘萍《京报》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即张先生以及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几位。再如“一二九”之际，张先生已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硕士归，在母校任教，依然不能袖手旁观，乃参加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宣言，写文章，这就与如吴宓等一些埋头学问的学人有异，所以吴在日记中说：“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后来张先生与吴先生合办《学衡》，也略有芥蒂，吴目张为“一不通世故之书生”，不过吴对张“向爱重之，常谋所以匡助护持之者”，则是共同捍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美意了。时下学术史研究，“学衡派”、“清华学派”等为人瞩目，其实其中并非铁板一块，如张先生者，毋宁说更具怀抱，譬如正面评价鲁迅，恕我目力有限，似该派学人鲜有美扬，有之，乃张先生，其《读南腔北调集》云：“周先生为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是“那种见着光明峻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丑恶黑暗敢于尽情诅咒的人，是那种堂堂纠纠、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这就不囿于“圈子意识”了。
张先生为举世罕见之人才，在清华读书即有《纳兰性德传》等作品，留学彼岸则汪洋恣肆，为学无涯，及归国，编纂《中国史纲》，出“上古篇”，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而其取精用宏，引人入胜，乃归入中国史学名著不愧，贺麟先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他的文字，有人说没有太炎先生的晦涩、任公先生的堆砌以及孤桐先生的生硬，是宜乎藏之名山。这本著作先有浙大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1941年)，继多次再版，今三联书店有新版，它如《论历史哲学》、《文集》等仅在台湾有见，而《通史原理》、《
宋史论丛》等尚是未刊稿有待出版了，为积累文化、缅怀先人而论，若《张荫麟史学选集》之类的图书是合当宜考虑出版的，而老浙大文科成就的总结更是应该提上日程的了。
张先生当年英年早逝，梅贻琦叹曰：他要是在西南联大大概不会死吧。遵义浙大，是何等艰困呵。今天缅想其人，想他18岁问难梁任公，一生广涉中西学问，立意“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有以建构其宏大史学观。不想苍天无情，于是熊十力先生祈以“使天假之年，纵斯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钱穆先生推崇其“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种，学既博洽，又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以及陈寅恪等等之热望，尽付东流矣。
张先生的祭日是1942年10月24日，迄今近一个花甲矣，还会有多少人记得他呢?我们是不是不要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