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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某种意义而言，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发生关系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场，人不同，关系不同，决定了人的“身份”不同，身处其间的场与场就不同。一个人的“身份”标志有许多，所以同一个人往往处于许多场中。最基本的分划办法是按职业特点区分，而且，互相兼容，场下有场、场中有场。军人处身的环境有战时、预备时、平时等，军人处身的状况相应地就有了非常时、准非常(戒备)时、日常时。而和平环境下的平时、日常时居多。即使是战时，真正面对面开火也是极短的，大多时候处于非战时刻。
       《突出重围》写的是准非常状态下发生的事。有人认为它讲的是高科技局部“战争”条件下的演习，其实这是作者“蒙人”和过人之处——演习在这部小说中只是一个外壳，这样的外壳是构成故事所必备的，它既具有了“好看”的“战争小说”所有的各项要素——“战争”的悬念、惊险、紧张、刺激性；同时，更主要的是，它借演习涉及了我军内部出现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怎样解决呢，作者思考了，但是一部小说无法把它们全部涵盖、容下。某些方面，作者本人也力不从心。
       作品所涉及的问题，说透了就是人才怎样“合理化”地进行组合。
       在作者的意识里，只要人才组合恰当了，即使庸人也能调动、发挥，拿出最佳的水平来。组合不好，人与人闹别扭，甚至勾心斗角，仗就打不好，即使你是人才，也得心甘情愿地认输，向那些自己瞧不起的庸人认输。
       作品揭示，中国并不缺乏人才，所缺的是人才最佳组合，用什么方式进行组合。由于这一方面的缺漏，我们的军队一当面对真正的大战时，就有可能遇到很大困难，甚至遭到失败，像小说里的“红军”。
       所以，它意图宣扬的不是武器至上，不是高科技怎样了不起，而是人才至上、惟才是举。他觉得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严格说来，是有了人才再善加利用、组合得当，就有了一切。
       这体现了作者的匠心。
       但作品不能说没有问题，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人才的“组合方式”上。
       先看事例。蓝军的初级指挥官都是军校未毕业学员，下来“实习”，这样的人简单、听话，执行命令坚决、彻底，还都是“人才”，什么新设备都能用、会用。
       它的上层决策者们在构成上则尤其简单，没有政委(注意，不要这个人物是精心考虑过的、意味深长的)，也没有副师长、副政委，少了许多扯皮、碍事的；只有那么一位师长，但是师长风格高，基本退居二线，真正当家做主的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参谋长朱海鹏。他说了算，怎么打、谁去打、用什么打、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地步，他说了算。这个人物使我联想起《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那位“大中型国有企业”里的乔厂长——铁腕人物、改革中坚，标准的能耐非凡的“超人”。
       但他们的结果怎么样呢?在二十年前的改革之初，他们的发展空间可能不小，作为很大，一言堂、家长作风可以通行无阻。一旦现代化走向深层，他们再这样干面临的会是什么呢?能不能走通呢?今天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现实已经回答了一切。
       “军场”类于商场，这就带来了一个类似的问题：《突出》里的组合是不是合理的、“科学”的、代表未来理想的?如果是，它又将造成什么后果?如果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改?
       作者在这方面是忽视的，苛刻些说，他还不具备这样的觉悟。
       现实中既无“超人”，“超人”又不能独自说了算，在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现代战争形势时，一个人往往担负不起全局，起码他得有一个参谋智囊团，有了这样的“团”，就有了“扯皮”与争执。红军最不缺的恰恰是方案出来一堆，你想这样打，我想那样打，互相扯皮，最后谁官大谁说了算，因而才有一次次的失败。
       柳建伟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非常时期的非常组合，现实里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它需要磨合，而不是像小说里写到的那样，立即拿来，用起来俨然膀臂——小说张扬了“大英雄主义”，别的人也就全成了几位“英雄”“准英雄”的试验品、零件、机械，他们用不着自己的脑袋。
       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不用脑袋的环境里，居然“打”出了“帅才”朱海鹏——这个人搞教学出身，从未当过中高级指挥官，无实际经验，从纸上谈兵到现实中的成功，眨眼功夫便实现了。
       所谓的“高科技”呢?在《突出》中仅仅是电脑、监测、自动化、软件病毒等最初级的东西——太相信外在的“科技”，理念跟不上，体制跟不上，这样的“演习”说得不客气一点的话，就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浪费民脂民膏了!
       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政府首脑下命令，军队负责打赢战争，作战方案则由高级智囊们讨论、论证后拿出来，再由主要指挥官分工、协作、配合完成。一个人能量再大，对付高科技战争这样庞大、复杂的场面也会力不从心。海湾战争是柳建伟讲得最多的，但他没有注意到，海湾战争之能打胜，并非依靠个人充当什么“英雄”，而是整体，一个智囊团。
       铁腕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在“局部”领域暂时地带动一些变化，他们内心如无现代管理科学理念，整个社会亦未跟上，一场系统、彻底的改革就实施不了——即使实施也会步履唯艰。
       何况，权力带给人的不光是“利”，也有弊。绝对的权力从长远看，绝对有害。柳建伟已经顾不到这些了。他重视的是故事，《突出》也就成了“好看”的小说。
       我认为作者最擅长写大场面，但太重视讲故事。《突出》最突出的也是这一点。
       把一个故事讲得好，能够吸引住人，是作家的本事。可是它的缺点是在别的地方停留、关注不够，内部的涵容性、涵蕴力也就欠缺，影响作品长远的生命力。依照柳建伟的才力，我认为他应该做得到，但他没能做到，这是过于“功利化”选择导致的后果。
       当然，写好一部小说第一位的就是要写好人物和语言，在这方面柳建伟是成功的。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许多时候作者却难以把握准确，比如蓝军的人际关系太单纯，结果单纯的打败了复杂的——“红军”被打败，最大的原因在此，而不是别的。
       但是现代社会恰恰日益复杂化了，作家如此处理人物关系就显得有点“弱智”。起码他是把读者当成了“弱智”。
       总括说来，就小说论小说，《突出》是抓人的，可读性很强，对话生动有趣，场面开阔恢弘，情节错综迷人，让我们发现了一场“战争”原来还可以这样打。
       (《突出重围》，柳建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