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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读《博览群书》第2期上徐雁平先生大作《〈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与晚年陈独秀》，以为甚好。不过，徐先生似不知陈独秀著《小学识字教本》已在台湾海峡两岸先后出版。
       三年前台北出版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堪称珍稀。陈独秀是书法大家，此书是真迹影印，所披露的新史料也为内地许多陈独秀研究者未知未见。笔者数日朝夕面对此书，一者欣赏陈氏书法，再者辨认揣摩，感慨不少。这些感慨说之无益也就不说了。最触目的是陈独秀凄凉的晚境：老病，乡居，困顿，皓首穷经，“气尽途绝”(这是章士钊早年评论陈独秀之语)。
       陈独秀是政治人物，他晚年对世界大势，抗日战局，政治理论(包括重估布尔什维克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和发展资本主义等问题有许多论述，但投入精力最多的是撰写《小学识字教本》。1939年底至1942年他死去之前写给台静农的一百余封书信，百分之七十都是关于他正撰写的这部著作。或增补字条删修书稿，或忧虑寄出的书稿是否已抄正及校改，更担心手稿和抄正书稿遗失或毁于战火，催问何日能出版及如何出版等等。1940年6月15日他在致台静农信中写道：“此次续写之稿，约为期月余，甚勉强，致于左边耳轰之外，又加以右边脑子时作阵痛，写信较长，都不能耐，势必休息若干时日也。”在上文两竖行中间尚有一行小字：“日写五六小时，仲纯在此必干涉也。”仲纯即邓仲纯已知独秀病将不起，必阻止他不要老命写作。邓家与陈独秀家是世交，邓仲纯与其弟邓以蛰青年时与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多年在东京同住一个宿屋(餐宿同供的次等旅舍)，情同手足。陈独秀流寓江津后，曾住在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楼上，与邓家同吃一锅饭。直到陈独秀死，那几年邓仲纯一直是陈独秀的义务保健医和义务通信员。邓仲纯虽学医，由于家学渊源，对古文古史亦颇有造诣。陈独秀书赠他的篆联是：“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略可见之。
       陈独秀病骨支离，在窘迫恶劣的环境中写这部书，又忧心书稿遗失或不能出版，这种焦虑的心情在1940年6月19日致台静农信中表现得最典型。全信如下：
       　静农兄：
       　昨日火房回带来十七日手示并×(此字认不　确——靳注)稿一册，均妥收，校改处另纸奉上。前　接十二日信，十四日即回一信交邮寄上，十七日又　奉上一明信片，不知均收到未?有人谓雕板太慢　(因有美国牵掣，日本或不敢即取香港)，倘商务能　加速排印，寄港亦可，唯寄书来川仍不便，只有寄　纸版来渝浇印一部分之法；弟意川中如能刻篆字，　终以川中雕刻为宜也。巴黎近郊英法军如不能打　一胜战，恐难免与德言和，德、俄、意、日势益盛，世　界将有更黑暗一时期也。
       　　此祝
       健康!
       陈独秀手启　六月十九日
       此信天头尚写有：“即在川刻印，亦宜加工速成(加工速成四字旁边均划双圈——靳注)，时局变化，今日不知明日之事也。又及”
       陈独秀酝酿并着手撰述此书是在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中，但这部书却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他38岁时，蔡元培刚一发布他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任命，教师中的守旧派反对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蔡元培马上站出来反驳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怎么能说没有真才实学。”可见陈独秀精通训诂音韵早在国学大师中闻名。他二十几岁被誉为“皖城名士”，绝不是仅因为他20岁时刻印了一篇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而是因为他深厚的学养和独立的见识。守旧派说他只会写时文，陈公博说他“文笔可算犀利无比”，李达说他“只是文笔好”，抛开成见也只是皮相之论。邓以蛰说“独秀是个质胜文的人”，才是确见。陈独秀对自己这部著作是颇自信的，认为必能传世。他1940年12月30日信中写道：“仍望由馆(指教育部所属中央编译馆——靳注)中油印二三百份，分散各省，以免川乱将原稿散失。拙稿虽未臻完善，而弟颇自矜贵也。”这部书当时未能出版，原因固然多种，主要是因为教育部长陈立夫作梗。结果只油印五十份分送学者和文化机关，陈独秀本人连油印稿也未看到就死了。
       陈独秀将这部书稿卖给编译馆，是因为台静农在编译馆，修改书稿，借参考书，与馆方接洽等能方便些。台静农后来是台湾人文学界重镇，但他并不是陈独秀亲炙的学生，他1922年报名在北大中文系旁听时，陈独秀已离开北大三年多了。台静农以自己晚到北京，未能做陈独秀的学生为憾。1938年他们在江津第一次晤见后，交往亲切，台静农执弟子礼。陈独秀也敬重台静农，称之为兄，称其父为丈，其实台静农的父亲还小陈独秀三岁。陈独秀晚年的这部书稿之修改、誊正、油印，台静农出力最多。再一位是魏建功，如陈独秀1940年11月23日信中说：“拙稿经建功兄校正，有所修改或加注，为益实多。”为油印稿刻蜡纸者姓何，陈独秀信中说“何君既能读此书，弟必匀出一部赠他”。
       陈独秀心血结晶之一的这部未能最后完成的遗著，后来的命运果如他自己所料。梁实秋带去台湾一本油印稿，70年代初即在台湾影印出版。笔者在上海友人家见过此书，书名改为《文字新诠》，没有著作人，删掉陈独秀的《自叙》代以梁实秋一序。当时台湾尚未解严，未开放党禁报禁，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梁实秋促成此书最先正式出版，功不可没。
       陈独秀挚友王星拱自然能得到《小学识字教本》油印稿，一直珍藏着，1946年他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曾借给在该校中文系教训诂学的严学一阅。严先生“击节讽诵，爱不忍释”，当即将二十万字书抄存一份。刘志成最先见到的就是严先生的手抄稿。后来在内地又发现几本油印稿，也有出版社想出版此书，七波八折未能实现，“据说是学术、经济以外的理由”。1985年经严先生努力，“目光远大的巴蜀书社”决定出版此书。刘志成对书稿的整理校订极为精审。此书不能铅字排版和微机排版，由成都知名书法家张勉之工楷誊正，清丽遒劲，一笔不苟，历时两年完成。1995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精装十六开本，三百多页，定价仅38元。笔者虽然不懂文字学，随手翻翻，这精美的印刷，漂亮的书法，也颇赏心悦目。
       这部书的学术价值，笔者无从置喙，引几段专家的评论也就够了。台静农认为陈独秀的研究方法“是极科学的方法，使两千年来的文化遗产，由芜杂而有体系可寻”。严学认为“仲甫先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一代学人，深藏若虚，著述以终，能无悼敬乎”!刘志成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辨析汉字字根，研究汉语同源词，那应当首推风云学者陈独秀。这也是前代任何研究汉语同源词的学者不可能做到的”。可见，陈独秀此书在中国语言学领域乃至古文古史领域将被长久谈论下去，是那些纵然煊赫一时终属浮光掠影的著作不能比拟的。历史的筛选最严酷无情。
       在中共八十年历史诸领导人物中，也有三几位堪称大儒，陈独秀是其中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