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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两大民族及其领袖们》丛书，是作者于1998年底脱稿、随即被中国学者译出的。它反映出俄罗斯学者对中俄关系的最新观点。
       作者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加列诺维奇，历史科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中俄关系史和中俄关系发展预测研究，还担任俄中友协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家协会副主席等重要的社会职务。《20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两大民族及其领袖们》丛书(下称《俄罗斯与中国》)包括《尼古拉二世与慈禧　列宁与孙中山》、《两大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　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等。丛书以两国领导人的交往为线索全面阐述近百年来的中俄关系的历史，并试图以史为镜来探索中俄两大民族友好相处的途径。
       丛书《20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以中俄两国关系中的民族利益问题为核心，以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交往为线索，揭示了从19世纪末至1997年江泽民访美(中美俄新三角关系的建立)两国在最近的一个世纪内相互交往的历史过程，是迄今俄国学者撰写的最为完备的一部中俄关系史。前苏联时期的学者们撰写的中苏关系史(例如：贾丕才的《苏中关系(1917—1959)》、罗满宁等人的《苏中关系(1945—1981)》等)的共同特点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线，以苏共对外政策原则为基准，阐述和评判中俄关系的历史。加列诺维奇的这部丛书完全突破了意识形态框架，紧紧把握住影响中俄关系发展变化的核心——中俄两大民族在近百年来相互交往中的民族利益问题——展现中俄关系的全过程。这是加列诺维奇这部丛书的最大特点。
       在前苏联时期这一中俄关系史的特殊阶段(笔者认为中苏关系是中俄关系的组成部分，与加列诺维奇教授的观点一致)，贯穿于这一阶段的双边关系表现为中苏两党之间和中苏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前，中苏两党关系和中苏国家关系从总体上看是相互背离的(在个别情况下也有相一致的时候)，但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中苏两党关系与中苏国家关系完全是一致的。当然国家关系更直接地反映出民族利益要求。党际关系在反映民族利益要求方面就比较间接(特别是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相互关系方面更是如此)，有时还出现与民族利益相背离的现象，但这种背离是短时间的，最终党际关系还是要回到符合民族利益要求的轨道上来。中苏关系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加列诺维奇教授将中苏国家关系作为体现两国民族利益的主线并较充分地阐述中俄两大民族的利益关系，给人以许多启发；而对中苏两党关系与两国民族利益有时一致、有时背离的复杂情况没有展开分析，无疑是个缺憾。尽管有此缺憾，加列诺维奇所构筑的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新框架仍然是一个重大突破，对中国同行仍不失借鉴意义。
       丛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作者注意将中俄关系史的一些重大事件置于当时大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综合分析。二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营垒的相互关系是影响世界各种国际矛盾发生与演变的基本因素。离开了苏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发生在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就说不清楚。加列诺维奇分析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对美缓和政策和中国对美强硬政策(在台湾问题上)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60、70年代越南战争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分析得比较透彻。当时越南是中苏的共同盟友，中苏都支持越南抗美战争。正是这个共同盟友的牵制，使恶化了的中苏关系没有走到最终绝裂的地步。换句话讲，也就是美国的对越政策(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对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苏关系不战、不和、不决裂的僵持状态。由于作者注意多边关系的分析，就使迭宕起伏的中苏关系显现出较清晰的脉络。
       丛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中俄史料并重。作者大段大段地引用中俄双方的史料和论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文件；还有一部分是作者作为中苏关系一些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的身份提供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尽管作者所引用的一些中文出版物远非严肃的科学著作，对一些相互矛盾的记载、甚至完全失真的史料缺乏必要的辨析，导致所下结论失之偏颇。但是像作者这样系统地、而不是断章取义地大量引用中方资料，是在苏联时代以及当今的俄罗斯公开出版的著述中未曾有过的。作者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表明自己所做出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同时，也可以让读者在系统地阅读中俄双方的有关记述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除了作者有面对各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的勇气外，还需要有深厚的中文功底，更需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艰苦的阅读和翻译工作。没有像加列诺维奇教授这样的学历和工作经历的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