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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晋、魏明伦二位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健康、善意的文艺批评，反对骂来骂去，无限上纲，我举双手赞成。但他们处处偏袒、回护余秋雨，这种“拉偏把儿”就缺少公正的大家风度了。
       余秋雨当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戏剧家，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著作应给以足够评价。然而，不必讳言，这些年来，余秋雨先生在人品、文品(即古话说的道德、文章)两个方面都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学风不扎实，不严谨，在引用史料上有多处“硬伤”，闹了不少笑话。虽然散文创作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学术考证，但既然号称“文化散文”，理当具有文化底蕴，在抒怀遣兴之前，先花点笨功夫，把古文读懂，把史实、典故闹清楚。而恰恰在这些方面，余秋雨先生相当粗心大意，掉以轻心，以致常识错误不断冒出，为人所诟病。尽管这些“硬伤”并不足为余氏盛名之累，但总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缺点。有朋友上升到文风、学风上去批评，也未尝无道理。
       第二，讳疾忌医，拒绝批评，甚至对批评者恶意中伤。哪怕具有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余秋雨都应该向指出、批评他的“硬伤”的学者表示感谢。然而余氏却恰恰不然，他不仅不做丝毫的自我批评，反而毫无道理地将对他的批评与对他作品的盗版挂起钩来，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近几年，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评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见余氏《告全国读者的一封信》)。不客气地说，余氏的这个所谓“经验”，完全是他耍弄小聪明炮制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盗版是盗版，批评是批评，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呢?之所以混为一谈，正所谓“包藏祸心”，妄图把批评自己的人都打成盗版商的工具和喽罗，从而把他们的一切批评都打成一钱不值。
       第三，自命为中国人(特别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者”，但却丝毫不敢触及自己的灵魂，表现了明显的“二重人格”。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确不少，鲁迅的《阿Q正转》和许多小说、杂文不都是针砭国民劣根性的名篇吗?余氏有志于此，哪些不好?问题是：鲁迅不仅解剖别人，而且更多、更严厉地解剖自己，他从不向世人隐瞒自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而余秋雨则不然，他总是居高临下，神气活现地“拷打”别人的灵魂，而却从不见他解剖一下自己。最突出的莫过于他对自己“文革”中那点经历的遮遮掩掩。其实，余秋雨在“石一歌”中的那点丑事，正如谢晋先生所说，算得了什么?又何必躲躲闪闪、讳莫如深?以余氏的聪明才智，难道他不懂得欲盖弥彰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当然不是。这里牵涉到余氏为文、为人的一个致命伤：他不是和读者剖露心扉，平等对话(像中外古今那些文学大师那样)，而是要拉出一个高不可攀的架势，对读者耳提面命，指手划脚。在他看来，在文章中解剖自己，“拷打自己的灵魂”便是跌分、“露怯”，会降低自己的威望，当然也就会影响自己作品的销路。这个思路，当然也完全错了。尤其可怕的是，余氏春节期间在四川发表谈话，竟然指责人民大众现在品位太低，不是自己“忏悔”“文革”错误的时机。原来自我解剖还有个对象和时机!那么，如何解释几千年前孔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如何解释半个世纪前鲁迅的不断解剖自己呢?莫非他们当时人民大众的觉悟、品位更高，自我解剖的时机更成熟吗?再说，一个作家严肃地解剖自己，正可以对人民大众施加良性影响，何来时机好歹?巴金、韦君宜、邵燕祥等不少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做过严肃的自我解剖，从而受到理解，这岂非说明当前自我解剖的“时机”很好吗?为什么一到余秋雨那里便“不成熟”了呢?可见，“品位”、“时机”云云，只不过是文过饰非的遁词而已。
       第四，热中炒作，有嫌“作秀”。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商家、媒体都离不开炒作。这种“做法”增强了自己的知名度，促销了自己的作品，即所谓名利双收。然而，这也正是大多严肃作家之所不屑为。为与不为，本可互不干涉，各行其是。然而，余秋雨却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位不事张扬的老作家(前不久去世)“孤芳自赏”，不符合时代潮流，这就太过分、太不自量力了。余氏不明白：炒作、作秀只是短期效应，并无长久生命力。真正千古流传的好作品，绝不是仅靠炒作、作秀得来的。他的有些炒作(比如那封给全国读者的信，比如《霜冷长河》的防盗版，比如那出夫妻合炒的《秋千架》)，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综上所述，对余秋雨也就不用多说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谢晋是我敬重的电影导演，魏明伦是我喜欢的剧作家、杂文家，但他们因为自己的私交而利用政协会议为余秋雨袒护、张目是不妥的，我希望二位先生有以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