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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时光》是很值得关心山西经济建设的人们一读的。其实散漫说开去，应当是所有关心经济建设的人们一读。
       本书编选上有一定的难度。难在先入为主定下的几条规矩：成文时间，务必是1949年之前，此后学者写的关于山西的文章不入选；作者，务必是非山西籍的学者，为的是突出外地人看山西的独特眼光，本省学者的文章一概不选；选文标准，文章以散文标准选出，不选论文，不选时论，不选通讯，要的是散文那份平和的心境与务实的态度。作者背景，多是有留学英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眼光自有其独到的地方。最后一条，作者必须亲自到过山西，电话采访之类，不算数。由此，可以看出论者的见识和用心。
       于是我们这些后来人从前辈的眼中看到了山西的辉煌与山西的衰败；看到了山西发展的必然与山西为什么滞后；看到了山西的优势与山西天然俱在的劣势。感慨系之，噫吁呜呼，本是文人通病，但是置身于经济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从这些纸面发黄的文字中求索我们的努力途径与努力方向。
       山西四面环山，一水汾河从南到北穿越全境。省会太原，是三晋第一城，可为山西所有大小城市的总代表。以省城之尊，也只有荒山秃岭和恶水横流。可怜的那么一抹平地，还让河道与水流挤得紧靠山边——这就意味着春天的风沙夏天的雨涝秋天的劲风和冬季的酷寒轮番袭扰。历史上的汾河是可以行船的，也有同好据史书写成过《汾河航运史》，而今的汾河，平素只有孩儿撒尿那么细细一流，但有洪水，其汹涌狂放恶劣行径，令人瞠目。居于黄土高坡的西北，高出北京一千多英尺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山西十年九旱，无雨小灾，有雨大灾。地下的煤炭和其他矿藏，是山西最为宝贵的资源，但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联系在一起；地上的粮棉，在小农经济时代自然还是足资称羡的——越是兵匪交加战乱频仍越是自然灾害加剧，山下的人们越是要到老山上去开荒种地养家糊口，但放在交通发达物流畅通国际经济开始大循环的今天，那为了生活而拼命向黄土索取的广种薄收，就是十分愚蠢却又不能不为的行动了。
       山西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我们今天的发展方向。山西贫穷，为了改变生存状态，本地人抱团成伙的意识在“无意识”中客观存在着。这一出于生存本能的惯性，使得山西人总以为外来人是要赚山西的钱，吃山西的粮；而外来人，也颇以山西为畏途，说山西人排外心强。山西贫穷，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者肯不计代价地到山西来服务。两下夹攻，山西不能充分利用外来的人才为自己服务，尤其是高层人士中外地人很少，一团死水，总不是长远之计。在任何一个政府下，面对特殊贫困的客观环境，精神胜利法总是首要的“良策”，街上到处都有的格言警句，标语口号，说白了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自我陶醉，良好的社会运行不能只靠道德教化，而必须辅以切实的法律法规与严格执行。胡适之先生八十多年前为我们留下的这些启示，或许还值得认真反思吧?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最早说出这话的人，他肯定有着相当高的道德认识。我们要向他致敬。在生存条件特别不利的山西，身体力行地实践这句话，把它的核心思想落实在行动中，才是要中之要。曾任教育部次长的清华大学教授顾一樵先生认为，当时山西正在进行的十年建设规划进行得不错，钢铁工业，军工企业，毛织制革发电炼钢机器制造等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项目，特别是炼钢厂，均由当时的一把手阎锡山亲为过问，予以主持。民间传说，阎锡山是个脖子上挂着算盘边走边打的人，一边还要唠叨：张三去年干得不错，入帐百万，加官一级，李四赔进去三十万，着降半级使用。我想此笑话有一定的道理。以阎当时所处的环境，以阎所立足的山西现实，任何的大手大脚，任何的奢侈浪费，都可能使他在列强环伺，内外夹攻的情形下失足翻船。仅仅为了阎氏家族的利益，仅仅为了土皇帝的统治，他都必须任用懂经营善管理能切实给他创造财富的人。即便是为了善于用人，他自己也应当能看得懂会计报表，才可保证不吃王婆的洗脚水吧?
       正太铁路是中法合资的。法国人办得经济，投资得以收回。中国方面不太费力地得了一条足资使用的铁路，各得其所。这种国营大型工程的建设经验，今天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在“豆腐渣工程”一词即将进入词典的时候，我们更应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两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考核，确保为政治服务的经济最经济，为经济服务的政治最有效——不如此，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迎接新一轮国际经济大潮的涌动?
       阎锡山为山西的发展定下了黑白绿三色方案。白为棉，黑为煤，绿为树。这方案今天看来还是对的。值民族内忧外患之际，军阀混战之时，不说草木植被，生灵尚要被涂炭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只靠山西本身，根本就不可能参与所谓的经济大循环。
       
        30年代的山西每年入超3000万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为了弥补缺口，山西只能拿出更多的土产去交换，所谓土产，煤铁工业属于严重破坏植被与生态的行业，广种薄收的向土地要粮，加上天干无雨的事实，破坏多少生态才能当得上那些入超?山西的出路只能是外靠政策，引入高科技人才创出新的经济路子；内求节俭，以俭养德——不要说山西人保守不敢花钱，山西的钱来得太不容易太不容易呀!不会核算大手大脚的人不是山西的好官。
       阎锡山君临山西政坛三十多年，是20世纪山西历史不可抹去的人物。以阎氏之精明，以阎氏之会掐算，他勉强维持了他的统治。范长江先生对于阎锡山的熟悉经济长于计算很是佩服，省府的赵戴文主席也说阎的头脑精细复杂是“特别构造”。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阎氏对于山西的人事制度也颇作了些反省，他总算认识到，历朝历代的“皇上”们出于自保之私心，把政治目的放在对内，把英雄豪杰予以死后表彰，把文人学士“尽入毂中”后再赐以官职笼络，其实质，是诱导学有所成的人们科举取士后作官享乐，“因是非特将公务员的责任心，摧残殆尽，并将负责与不负责的是非亦颠倒……”，这种认识，是有相当头脑的思索。基于这样的认识，据赵超构先生观察，阎锡山治下的战时山西，干部第一，没有什么“官”，公务员都要上班之外，开展生产自救，但有贪污，就地正法。而阎氏本人，则对于新经济政策“显露兴奋的情绪，非常有系统地从这一段说到那一段。从他叙述之富有条理，我们不难知道他对于这方面的问题之具有特别的兴趣”。所有的想法与实施方案，“一部分是由于阎先生善于思索的头脑，但是主要的原因，却是环境所影响，非如此就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政权”。我们理解，这里所说的环境，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于对山西多山少水，多人少粮自然条件的认知。
       无雨的窘境，不身临其境人们无法想象。但凡读过有关祈雨、绑龙王的小说与民间故事的人，都会为那惨烈所感动。以山西太行山区为背景拍摄的电影《老井》讲述的就是这样的现实。太行山在山西的东边，以老井村为代表的广大地区，已经到了有雨也形不成黄水的地步——很多地方只有被大石山夹在中间的小块贫地，有土也不多，阳泉以东的车站名“乱流”、“岩会”可为其形象解说；而山西的西边，那连绵起伏的吕梁山区，较之山西东边的贫困，很难区分伯仲。吕梁的吕字，其意即是山岭似脊椎骨样(山梁众多、沟岔散乱、小范围内走势不一)从北到南连绵不绝排列。在这样地势高耸长年苦寒的地方，除了来自天上的雨水积成的旱井水，你不可能指望还有什么别样的荒漠甘泉!长年饮用干净自来水的人，一旦吃用旱井水，必然要拉肚子，但是山西的绝大多数农民已然习惯，这必然会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形成极大的威胁——顾不得那么多。人人仰天望雨的日子，并不好过。旧省府赵戴文主席，七十多了，还在天阴之际到天井里等雨，人们告诉他，雨渐大了，你身上的衣服也快湿透了，快回屋吧，他老先生乐不颠儿地说，大得好，湿得好，仍不肯回屋。就在当天晚下，省府的电话忙个不停：政府急于知道各地下雨的情形。
       从赵戴文主席算起，数十年过去了，数十年后的今天，山西自然环境方面的情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人对自然的掠夺，人对自然的损坏，只有加剧，没有太明显的改善。尤其是那昔日满山的树。就在最缺绿色的吕梁山里，不说增加绿色，稍有起色的林业工程，也被后来人加以斧锯，扛回家去了。
       改善植被营造生态环境，认识好达成，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破坏易，在朝夕之间；建设难，非三五代人难见成效。置身一日三变的经济大发展时代，便是山乡偏远的人们，又如何能改变急功近利的观念?而且，较之相对富裕的城里人，他们最有理由最有欲望抢先一步富裕起来。经济建设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就这样愈演愈烈。好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初步走出了吃粮难的困境，只要投入足够的粮食，只要有精干的干部队伍予以实施，我们就可以种下充分的大树绿草来营建贫困山区的守护神。也只有在环境改造上投入相应的财力人力，我们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否则，没有了碧水蓝天，我们也就真正失去了生活的乐园。
       (《旧时光》，谢泳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定价：1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