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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中国有一个被称为“卖春博士”的留法教授，说他“卖春”，一是首倡“爱情定则”石破天惊，继在北大公然开课“性学”，乃至出版人们谈虎色变骇人听闻的一册《性史》，却又大张门面“美的书店”，编写出版《性育丛谈》、《美的丛书》以及《蔼理士女性小丛书》之类的性书，加上他主张节育、倡导“放乳”、介绍性艺等等，于是在彼时中国那个“语境”下，自然被视为犯大忌的颠狂书生，被通缉有之，被驱逐有之，被舆论攻讦更是家常便饭，这就是他的法兰西精神在中国的命运。从他身上也折射出若干女子的遭境和命运，那么不妨换个视角，说的是张竞生，点到的却是女界风景。
       张竞生归国，遂欧风法雨倡节育导性学，不一时便满城风雨。恰那是“五四”将尽欲“后”的时代，先前“德”、“赛”两先生同步也带来性伦理性道德革命的吁求，“人的发现”应有之义已经涟漪一池春水于妇女解放、新型男女关系、自由恋爱、婚姻家庭革命、性科学性知识普及、生育控制等方方面面，张竞生不算排头兵却力度加大，直冲那“脐下三寸”的霄汉开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曾想铩羽而归，原来毕竟“国情”有异。他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向错误的对象用错误的方法收其错误之效，要不鲁迅怎么私下虽对其“伟论”表示“佩服”但终究以为“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两地书》)才有望呢。于是张氏的书《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他的妙论“新女性中心论”、“女子本位”、“情人制”、“外婚制”等，不免逾出国情。比如说鲁迅以为尚在“私有之念”的爱情吧，其性质排它，所谓神圣、合法、单一诸性是到今天依然的。不过张竞生回眸其历史断言“自婚姻制立而夫妇之道苦多乐少”也不能不说触到一定的痛处。于是张生做奇想，欲将爱情范围扩至家庭以外，这即“因时势推移与人性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逐渐消灭而代之以情人制”(《美的社会组织法》)，就是当下人们“告别革命”情结下痛心疾首于“激进主义”的躐等和僭妄所怒目的张氏两性问题上的激进主义了。
       张竞生曾感慨其在法国所实践之“情人制”等浪漫为喜剧，而返国后之所作所为无一不是悲剧，这有一例，是他与褚问鹃的故事。
       褚女士是中国晚近女界之一景，她是浙江嘉兴人，身世凄苦，先前在山西作小学教员，不向封建势力低头，曾自作主张把庙宇中的菩萨诸神“请”走扩充学堂，激起当地士绅的哗然，乃被迫出走，后来终于考入北大，又在大革命中加入妇女解放的行列，发起“妇女之友社”，职任北京、湖北等地妇女协会负责人。她曾慨然中国女子遭境的不幸，即便能读书的女子，咳，“我国女学受了‘良妻贤母’说的毒，可谓毫无生气!近年虽说改善，然而变相的‘良妻贤母’教育者，仍不乏人，更有利用女性弱点迎合恶社会心理，养成‘时髦派’少奶奶太太者亦非少数，真能拿定主意，去培养我国女界改革时代所需要的中坚人才者实不多见。无怪女学兴了数十年究竟造就了多少人才?解放了些什么束缚!环境吧，依然是黑暗层层。婚姻不自由咧；翁姑虐待媳妇咧；自杀咧……总说一句：就是女子的人格依旧没有夺回，依旧被压在几千重万恶的‘礼教山’下面，做那马牛奴隶玩物和装饰品的生活”。她是怀疑后走上革命的，那“革命方针”比娜拉们是伟大了：“要锻炼坚强的人格，养成自肆力与创造能力，培养进取精神和耐苦的习惯，使人人有完全独立的人格与创造环境的能力，然后可以同恶社会奋斗，而不致被彼打败了”。
       这具体的办法，以其之实践，是“婚姻不自由，就应当违反父母的命令，不顾习俗的非笑，给他一个决绝痛快的表示。再不能，则与家庭脱离关系，自己出去找饭吃，慢慢的再创造自己的新生命和新环境，寻得合理的人生，愉快的幸福。倘或所订婚的夫妇甚好而翁姑悍恶，结婚以后难与同居——大家庭制度未打破以前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亦可本一己的魄力，速谋经济独立，忍受些物质上的痛苦，立刻与恶家庭脱离关系，不顾一切的我行我素就是了”，于是其间就有与张博士的恩恩怨怨。当张竞生为了“爱情定则”被人围攻之际，“有一日，《晨报》上登出一位女士，自述她逃开不争气的小官僚丈夫，独自走到北方为小学教师。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娜拉。我悲哀她的身世凄凉，遂与她通一封信，不意由此我们变成了情侣”(张竞生《浮生漫谈》)。不料想“情人制”的实践迅忽曲折多变，褚女士又作多次出走之举，正是鲁迅喝问的“娜拉出走之后”如何?褚女士曾经多么豪迈地自负：“我敢说，具以上的奋斗能力者，结果没有不得全胜!我国女界有百分之一如此，这个黑沉沉的地狱世界——妇女社会——总要照著亮光了!”(《对于现代女子教育的怀疑》)她相信女子终会使男子执行“让步政策”，可惜她毕竟嫩稚，即与张氏好合而多次仳离。
       用张竞生的说法：褚女士心存魏阙，“她所要的，是与一位能在社会政治活动的人结婚”，不过因为有了孩子，这“娜拉”只好回来，条件是张氏同意她提出的条件(实行同居；张氏与其发妻离婚)，后来两人南下，合办“美的书店”。可好，你张竞生不是倡导“爱情定则”之一是可以迁变的吗?反对派早就笑道：当心你的老婆吧!果然张氏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活生生吃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哑巴亏，却正合于张氏所说一旦“条件”迁变，“比较”与“迁变”告成，“爱情”就发生变化。张氏虽说于褚氏有恩：助其读书，提携学问，这时却离鸾别凤，劳雁分飞了。张氏谈“定则”兰因絮果，种瓜得瓜，自食其果，成了人家“如何如何”的谈资，好不恼火，不免身上残存的男子霸权主义秋光泄漏，作文“将她屡次对我的假伪欺骗尽情托出，大大骂她一顿”(《十年情场》)，这与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一样鲁莽，其实效却是在男权中心下对恩怨女子的刀笔吏攻伐。
       自述“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书房一角》)的周作人看不下去，就别人揭露的事实(张、褚之破裂原因还在两人政治观点分歧以及张的男权思想)，撰文对张表示失望，因为张已从他北大同仁时的最可佩服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变成一般“旧日男子的常态”，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与也是法国归来的华林一样，都是“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关于〈新文化〉上的广告》)。
       褚女士后来投笔从戎，她的故事没有完。她有一本回忆录《花落春犹在》，所谓“怀旧忆往，情文并茂，生动翔实，女性读者往往抱书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见”(台湾《中外杂志》广告)，惜乎未曾寓目。
       张的发妻许春姜8岁时与10岁的张竞生定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然没有什么情感。张从来都嫌弃她俗不可耐，“这样名是夫妻，实如路人，当然在她也不快乐”，这是张、许以及鲁迅与朱安等等不乏其例的可怕故事。张竞生可以走出围城，可怜许女士只好局促命运默默偷生，后来张竞生一纸离婚书，弃如敝屣，许有了死意。及后张以“性博士”恶谥天下闻避往家乡，又以西化生活习惯与之不能相容，许女士“终于决定自行离开这个无情的世界了”(张《浮生漫谈》)，她遗有一册《绝命妇日记》，可惜没有问世，中国女界记录少了一点材料。
       张竞生乡间有感“在中国行纯粹的、公开的情人制是行不通的，只好在婚姻式中试行情人式吧”，于是与一乡村女教师交往，张支持她女学生可以去溪水中游泳的行动，这些举动自然不能被乡村中的封建势力接纳，那位女教师竟在“一夜里，这些恶侄及一帮恶徒把她的四肢斩断，用竹管插入她爱人(其旧情人)的喉中，一同丢入于近海内”(同上)。
       张竞生实践他的法国式情人制，鲜血淋漓，就是他本人也付出惨痛代价，不是有好些书籍说他讲性学讲得被逼自杀吗?虽然那不是事实，也离真实不远了。这还有他家乡调侃其人的歌谣：“状元头戴一乌纱，专心理国不理家，不如嫁给农夫好，日出耕田夜归家”，以许女士等的命运是不如嫁给农夫呵。咳，人啊人，希腊神庙门楣上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在中国，这是多么难呢。
       近些年来张竞生这个中国晚近思想史上的“化石”(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要论》)开列有两位倡导“女性中心论”的学者，一是刘仁航，一即张竞生，前者立论为“东方化、封建化”，后者则为“西方化、买办化”。虽说这些称谓见出时代的特点和折光，也见出东、西多元视角下女性在“他者”看来也有回归“中心”的可能)因其著作的再版而被人们挖掘和认识，当然眼下人们对他是猎奇的兴趣大于研究的观照，但可以预想：21世纪已经来了，25世纪还遥不可及吗?什么时候人们才更能体味张竞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