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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祺先生去世近三年矣。
       也怪，他生前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总是忘却不了。那是1997年的晚春，我去到他虎坊桥的新居，为送一份儿稿费。他接在手里掂了一下，很新鲜地“嘿”了一声。我问他最近还想出什么书，他摇了摇头：“嗨，早就不想了。我现在惟一想的就是——”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出一本书画集。”我临走时，他送到电梯口，又重复了这句话。等他去世后我一回忆，这似乎就是他的遗愿。
       如今，一本很像样儿的《汪曾祺书画集》就摆在我的眼前，汪的小女儿汪朝告诉我，这是他们三兄妹用《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稿费自费出的。同时又塞给我一本《老头儿汪曾祺》，作者就是他们兄妹三人，各人写各人眼中心里的父亲，书名也是他们平时在家里对父亲的称呼。我翻阅着这两本东西，许多往事浮现出来。
       我认识汪老近四十年，而且从家庭背景和个人气质上讲，和他也都是很近的。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沈先生和我父母半师半友的关系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他汪先生是一脚梨园一脚文坛的，偏偏现在的我也力求这样做。但是，在这近四十年中，我没能以晚辈的身分和他搞得很熟，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一是年龄差距，“代沟”作用；二是工作单位分属两个系统，很少有工作联系；三是长期对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好奇”，而又无从找到解答。记得“文革”当中我还在新疆时，就在报纸上见到他“上天安门”的消息。这从边疆人的眼中，应该是极为反常的事情。若干年后，我调进了中国京剧院，同仁中盛传他后来参加“说清楚”学习班如何尴尬，但这些消息埋藏心底多年，即使后来在吃饭或看戏的场合遇到，也不便当面动问。这就是我认识多年却又难于深入了解的原因。
       这次非常有幸，读到了《老头儿汪曾祺》这本子女写父亲的传记文章。三兄妹中最大的是男孩汪朗，他一人写了半本多，依时间的先后为序，力求不遗漏父亲的“一生要点”。他的文章恰巧与我平时的点滴了解“相遇”并彼此补充，结果使我心中埋藏的问题迎刃而解。下边我就依照时间顺序略略谈及，相信会有人和我的情形相似。
       50年代末，在我还上高中时，就知道他从张家口调进北京京剧团。一个“右派”能够走出这一步很不易，“右派”不但回北京，并且是回到一个相当“有名的环境”，肯定需要“得遇好人”。“好人”谁耶?首先是杨毓珉了。他是汪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是剧团当中的党员编剧，但“业务”赶不上汪。是杨主动向上级推荐了汪，才使汪得以回到北京，有了这样一个相当舒适又相当“保险”的安身之所。另一个好人就是萧甲，他是延安干部，又是剧团领导，在处理名利问题时，能屏除个人私利。当《芦荡火种》剧本出版时，是他全权作主，把四个作者的名次这样排列——汪曾祺、杨毓珉、薛恩厚、萧甲。公布这个次序时我还在北京学习戏曲编剧，立刻心中就“嘎登”了一下——它今天看很正常，但在当时却很开风气之先。
       后来北京京剧团演出《芦荡火种》，江青开始介入。在汪和江青之间，究竟是谁更主动?书中介绍，一次萧甲陪江青看《沙家浜》，江青问：“词写得不错，谁写的?”萧甲据实以告。江青听了，没再说什么。后来，江青提议改编《红岩》为京剧时，才又想起了汪，决定让某部队作者与汪合作。部队作者保证一定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则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
       “文革”初期，汪遭到一般性的批判，批斗、罚跪、劳动……一样都没落下。某日早晨正在抬煤，被一个领导看见，把汪叫到近前说：“准备解放你，你准备一下——表个态，不要长，五分钟就成了。”刚刚说完，那人又说：“有三分钟就行了。”遂“解放”。
       汪确实有“才”，但他的“才气”究竟在哪儿?许多时候在唱词中——像“垒起七星灶，铜湖煮三江”就出自他的笔下；有时也表现于应对的敏捷上。有一次江青带人审查《沙家浜》剧本以求最后定稿。办法是把创作人员找来，大家一人一句念，江青他们听。没异议就继续，有异议就当时改。——谁来改呢?编剧首当其冲，汪又是编剧中第一名，自然责无旁贷。审查连续搞了十几个小时，最后是汪的敏捷应对让江“很满意”。
       后不久，上级让汪给《红旗》赶写一篇文章，时间很紧。晚上忽然通知汪第二天上天安门。汪没在意，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上天安门)?”军代表说：“什么事儿全都放下，这件事(上天安门)别人怎么能代替?”汪遂登天安门，却又发现林彪念声明时出现一处错字。
       粉碎“四人帮”后，剧团进驻工作组，本来没汪什么事，是他自己“跳了出来”，给工作组提这样那样的意见。结果后来更换了工作组，认为从前的做法“太温和”，肯定“四人帮”覆灭前留下了第二套班底。由此汪则成为重点怀疑对象——为什么上了一次天安门就无声无息了?……结果审查了两年多，光交代材料就写了十几万字。汪苦闷时给老同学写信说：“最近发明一种吃食：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碎剁的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回锅炸焦，极有味儿……”
       后来，汪到湖南桃源时，写了一首让他自己都十分感动的诗：“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大约从此时起，他和京剧的缘分告一段落，则把经历和兴趣又转回到文学上去了。
       以上这些，有些是我素来掌握的材料，有些是汪朗文章中的提供，二者相互补充，结果传主在“文革”前后的思想发展脉络就联贯和鲜明了。显然，这是一个可信而又特殊的“人”。我因此又明白了那个时代当中一个十分特殊之人，我感谢汪朗。
       此书还有两位女作者(汪明和汪朝)，是汪朗的妹妹。她们的文章更多是谈家庭生活中的“老头儿”。汪明介绍说，爸爸和妈妈外出散步，某次遇到另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老先生推着轮椅缓缓前行，还不时弯下腰身子和老太太说些什么。妈妈忍不住赞美说：“真美!”爸则莫名其妙：“这有什么美的?”妈说：“将来我要成了那个样子，你推不推我?”爸骇然：“好好的，干吗要那个样子?”“万一呢?”“没事儿找事儿，不推!”妈做出很认真的样子：“那我也不推你!”“好，不推就不推!”——两人都笑起来。
       汪朝在文章中说，哥哥和嫂子谈恋爱时，由于姐姐和嫂子在幼儿园时就同班，小学是同学，因此毫不拘束。嫂子在党校工作，姐姐就坏坏地管他们约会叫“上党课”，于是不久，全家就通行了这个说法。爸经常在厨房忙做饭，有时会忽然伸出头来叫道：“汪朗，你党课几点?”
       读了这些，不禁让人莞尔，同时笑过之后，又增加许多沉默。
       关于汪先生的书画，我还要略说几句。大约是1995年暑期，全国各地的十来位文化人，一起去大连参加一个笔会。汪先生年岁最大，最年轻的可能是我。他真能喝酒，午饭喝，晚饭喝，晚饭后请他写字绘画从不推辞，只是要有好的白酒“作陪”，同时又把苏叔阳和我曳上。他习惯把左手放在裤兜里，右手拿毛笔，宣纸下边有张报纸就行。但酒瓶和酒杯则也放右边，等停笔打量画儿的时候，就用右手把酒杯端起，一边抿一边品。他一晚上可以飞快画上几十幅，但也要喝上一斤左右的白酒。这么喝过画过之后，第二天至多早上睡个懒觉——吃早饭就免了，但等到大家早饭后准备参加上午活动时，他也精精神神、有说有笑站在车门儿边上了。
       酒，似乎是他的灵魂。林斤澜说，要是没有酒，他这二十年的好文章就未必能出得来。这，兴许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至于书画，则是他灵魂净化之后的又一种外化形式。别人一种外化都未必能净化，他两种都来得痛快淋漓，而且还纯粹无比。
       他很随和，谁跟他要画他都给，遇到熟人常主动问“你那儿还没我的画儿吧?”如果得到了肯定回答，他会自费把画裱好了再送人。但他一转头又(对我)说：“这么着偶一为之行，要是多了我也受不了。”说完，就不好意思地率先笑起来。
       我手中就有他三幅画，两张是去信索要的，一幅是在笔会过程中“截留”的。我依稀记得那一次的情景——笔会当中，他先用很细的笔蘸了浓墨在宣纸中部勾勒。他连续画了好几笔，我才看出这是一只小鸟的眼睛和头颅，然后又用大笔蘸满淡墨画小鸟的身子，毛茸茸的，和齐白石画小鸡之法颇为相似。就在我思索的当儿，一只绒毛滋生的小鸟已然挺立纸上。然后他停笔——抿，品。我一看好，立刻说“这张给我——送给我和我爱人吧。”他点点头，在其身边又画了一只。两只一正一侧，姿态甚佳。然后背景先画一个古瓶，瓶口开得很高，我失声轻说“糟了”——他回瞅了我一眼，以浓墨写枝干从瓶口“倒泻”出两束梅花，大写意，和“八大”很近似。最后题字，他先扭头问我：“是幼稚的‘稚’吧”，我点点头。于是他一气呵成写了“城北稚珊平平安安”八个字……
       当年，是我心气正盛的时候，对这“平平安安”四字有些不以为然。现在年纪大了些，身体也开始出毛病，反倒觉得这四个字其中意味深长，人生能够平安就好!
       汪的书画具有相当水准，一因有幼功，二是他把自己的人生阅历以及对他人的美好企盼全都搁了进去。在这方面，我算是得天独厚。从60年代开始，我得到他用毛笔书写的长信多幅，他习惯横幅竖写，长卷似的，既是对我谆谆教诲，自己也过了一番书画瘾。
       这次自费出版的《汪曾祺书画集》都是三兄妹从家里寻找出来。三兄妹说，老头儿书画最好的时期，是他六七十岁之间。七十岁后的作品，质量反倒不如当年。确实，这些揉皱了被卷着放在角落中的残纸，一旦舒展装裱开来，真是精彩无比。但我总感到有些美中不足。因为汪先生的书画精品，目前珍存在广大文化人的手中，每一幅书画几乎都能引发出一则很有人文价值的佳话。于是我忽发奇想——能否再度广泛征集，连同被馈赠者的简短文章，将二者“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一个“汪曾祺书画二集”呢?
       说到这儿，是否可以认为汪先生的遗愿全部得偿了呢?从广义说，似还未必。因汪的《全集》当中收了几封给我的信。其中一封说道：“我不脱离京剧，原来想继续二十七年前的旧志：跟京剧闹点别扭。但是深感闹不过它。在京剧中想要试验一点新东西，真是如同一拳打在城墙上!你年轻，有力气，来日方长，想能跟它摔一阵跤。”汪朗在他的文章中也引录了这段话，随后又说：“爸爸曾寄予厚望的徐城北，没过多久也让京剧摔出了跤场。”这话也对也不(完全)对。说对，是因为早就离开了京剧编辑生产的第一线；说不(完全)对，是我转换了一个方向去展现我对京剧的研究。我曾请汪先生给我一本谈京剧文化的书写序，他在序言中一方面说我干京剧是“自投罗网”，同时也认为我对梅兰芳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以为是深刻的，独到的”。事实上他说的是我在1990年写的《梅兰芳与二十世纪》一书，这书可能当时因他出国而没送他，但他后来确实是找来看了的，这让我很感动。我属于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类型，1995年又出版了《梅兰芳百年祭》一书。两三年前，曾有出版社的朋友建议我再写一本《梅兰芳与二十一世纪》，并将三者“打通”，构成一个有机体，最终以“梅兰芳三部曲”的形式出版。这个提议很让我激动，两三年来我打了四遍提纲。现在书稿业已完成，出版社也已经谈好。从这个角度看，我的所作所为，也似乎应该不再让汪先生留下遗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