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清俞氏，自俞樾崛起，到曾孙俞平伯，尽管都是单传，但文化世家的香火还是令人欣慰地传下来。三代承风，方称世家。潘光旦在《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指出，能传承家风者，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靠人才；而且世家的兴衰，还得从移殖(人的迁徙流动)、世族及人数，以及婚姻关系等方面来考察。持此数点以衡量俞家，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俞家人丁不太兴旺。俞樾生有两子，一早亡，一有病，后得孙俞陛云，俞樾亲自教授，俞陛云亦不负厚望。等到俞樾八十岁时，俞平伯出生，老人更是将传承家学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当俞平伯去私塾开蒙时，老人有诗以记当时情境：“喜逢日吉又良辰，笑挈曾孙上学堂。一岁春朝新甲子，九天奎宿大文章。更兼金水相生妙，能否聪明比父强。记有而翁前事在，尚期无负旧书香。”薪尽火传，斯文不没，干春松于此有文记之，详见《读书》(1999年第9期)。接下来，在俞平伯之后的俞家，却又是另一种景象了。
可以说以“花落春仍在”名世的经学大师俞樾，一直是俞平伯生活中“心安理得的权威”，是一种属于家族的荣耀，是一种启迪诗思的源泉，是一种精神的归依，有时似乎又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1923年俞平伯重印“俞曲园携曾孙平伯合影”，洗印数十张赠送亲友，并用曲园原韵，作诗以“示霜露之感”：“回头二十一年事，髫髻憨嬉影里收。心境无痕慈照永，右台山麓满松楸”。1960年又依曲园《自述诗》，题咏旧居，有“徒咏先芬薜荔墙”、“眼前尘世几沧桑”之句，这类感怀先人的诗作，在俞平伯的旧体诗中还有多首，就像曾祖所牵挂的一样，俞平伯心里也时时想着世家流衍，故而诗中常有对人世的变化和生命的代谢的感慨和欣喜，如上诗中的“甲子双周人四代，重孙经过已华颠”；以及“儿女归家笑语亲，兰苕玉树各生春”，“累叶清华难嗣音，一门雍贵合传孙”，“但使家儿都自玉，会延祖德到云昆”。
俞平伯生有二女一子，子名润民。据他的《秋荔亭日记》记载，1931年3月31日“天气渐暖，阅小儿日记”，4月22日“下午至成志小学看润民讲故事，神气尚好，只是说得太快”。父对子充满温情的关注，在这简短的文字中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得到。这好像是俞樾八十岁时挈曾孙开蒙的往事再现。然而，同陈寅恪的三个女儿没能继承父业一样，俞润民学的是化学。新式教育给学生们提供了太多选择的可能性，这是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科举时代所无法想象的；而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些年青人身上所熏染的世家书香难以抵得上时代潮流的冲洗，他们走的是父辈未走的新路。这当然是合乎时代的事，但对于一个传承几代艰难维持的文化世家来说，则是瓦解衰落之前兆。因此70年代俞平伯下放河南农村时，在写给俞润民的信中，还苦中作乐，与他谈谈诗，这是不是在暗传或潜补家学?
1976年俞樾辞世七十周年之际，俞平伯“感赋绝句以示儿辈”，其中有“总有清荫庇远昆，身前身后事难论”的慨叹，社会制度的剧烈改变，以及文化的浩劫，文化世家存在的空间已无处可寻，故他在1975年的一首诗中留下“七代蝉嫣先泽永，百年家世水萍留”的诗句。70年代初期，“润民往小站公社，栋栋(孙女俞华栋)往内蒙古乌盟插队，昌实(孙俞昌实)将毕业初中”(见《俞平伯诗全编》第507页)，后来，俞昌实参加自学考试，俞平伯在1987年7月20日给俞润民的信中对此颇感痛心：“昌实努力前进不易，还要考几门?说起‘民法’我头都痛了!何况考试。栋、李(即俞昌实)皆有才而不能有大成就，可惜!都是我耽误他们的，我心为之谦然。若栋栋之去内蒙古，不殊昭君出塞也。”劫难给俞平伯心境抹上一些颓唐的色彩，这在《丁巳[1977]夏旧感怀三章》第一首中即能窥见，这是一首“敬次春在堂清光绪丙午年临终自喜诗第三首原韵”的诗作：
孳萍吹絮了无痕，七九衰年幸获存。
自知新知多创变，不将旧学累儿孙。
当初漫卜童蒙命，今日休言齿德尊。
凄恻八龄承末命，倘延祖德到云昆。
俞昌实已被耽误，挽回重塑已是困难重重，俞平伯将目光投向俞昌实的下一代。1981年在贺孙子的婚礼诗中有“可有兰苕绵世泽”，可见他的期盼之心。1983年果如所愿，得一曾孙，俞平伯细加琢磨，为他取名“丙然”，对他的“形状相貌”也很注意，叮嘱俞昌实夫妇对小孩不要娇宠，要注意培养，如此“可重兴祖业也”。俞平伯还特为“曾孙丙然生于津门”赋诗二首，中有“八十年中春未老，已延祖德到云昆”，在《俞平伯家书》一书中，此诗有小注“清光绪丙午曲园公临终自喜诗云：‘更喜峥嵘头角在，倘延祖德到云昆’。时衡(俞平伯又名俞铭衡)八龄，知期望甚殷，读之感泣，瞬历七十七年，今丙然于公为昆孙，斯言信矣，敬遵原句，得易一字以完夙愿，亦先人之所喜也。”
俞平伯至此该松一口气了，但他仍关注着小丙然的一举一动，俞润民来信说小孩“动作太猛，有时要打人”，俞平伯觉得这一点“诚宜注意”，因他已微有所感，“此儿要改变门风”，并让俞昌实好好看看《种树郭橐驼传》。小丙然上幼儿园后，他又强调这一阶段的教育“关系最大，古书所谓‘蒙以养正’，即以此义”。钱穆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推求之必要。”(第41页)细加推究，当然不能忽视世家重视家塾教育。世家家塾教育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们注重从小以孩子打好根基，根深才能叶茂，故多请名师来教授，如唐兰在周叔家、谢国桢在梁启超家、柳诒徵在陈三立家教过他们子女。到了小丙然这个时代社会又发生变化，而且现代教育的体制化与普及，也使得私家教育几无立足之地。但俞平伯和俞润民不愿看到世家的香火在他们手上熄灭，故俞润民向他征询小丙然以后读什么书的问题。俞平伯回信说：“丙然将来读书什么都好，不必拘泥。古书可酌读，随宜决定，如《
大学》、《
论语》篇幅不多。(《
大学》我有校正宋儒朱注处，可面谈)将来你能大意讲给小孩，亦算传家”。这可以看作是俞平伯的文化托命。但愿这位文化老人的厚望不要落空。“文化世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稀有之物”，它们的存在或许是文化多元性的标识之一，它们的复兴和重建，可能因为社会文化制度(如生育观念和生育制度)的变化，有种种的困难，但在偌大的一个中国，只要人们能在进行经济资本的积累时，也注重文化资本的积累(杜维明语)，我们的人文景观肯定不会单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