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它是一个手机
乍一看，它是一辆法拉利或保时捷的车模，或者一包中华香烟，翻转过来，竟然有一排排的按键和一个大屏幕。其实，它是一个手机。在手机的外壳和包装上，它什么都敢印，就是不敢印上自己的真实厂址。
这就是传说中的山寨机。对于技术狂人来说，智能机是他们的宠物；对于看重娱乐的年轻人来说，强大的音频视频能力和拍照功能不可或缺；对于中老年用户来说，一款手机最重要的是易用性。山寨机兼备了以上所有功能。
它们的外形可能和某个知名品牌的热门款式极为相似，甚至是打着NOKIA、Anycall这样的擦边球品牌，功能也相差不远，价钱却相差甚远。知名品牌的手机一部要几千块，这种手机的开价可能就是几百块。
在这些手机上，3.5英寸大屏幕、双卡双待、四个摄像头、八个喇叭、待机时间长达一两个月、验钞机乃至于GPS卫星导航系统，各种各样的功能一应俱全，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们做不到的。有人总结出来的山寨机精神是：极具创新意识，不怕丢脸，不怕低利润，把能实现的功能都实现，想方设法地满足消费者的一切需求。
据统计，山寨机已经占据国内手机市场近30％的份额，逼近主流手机市场。草创阶段，山寨机瞄准的是落后地区的消费人群，而现今，这些外观炫目、功能强大的机型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中心城市安营扎寨，其寨旗已经飘扬在深圳华强北、在北京中关村、在每一个知名手机品牌的必争之地。
“配”一台手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及北京、上海等一线中心城市，手机开始流行。国内众多家电、通讯企业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手机上马项目，无牌黑手机也如雨后春笋般问世，但系统不稳定，故障率高，并没有让黑手机成气候。
此后，MTK手机芯片的横空出世并批量生产，使得手机运作趋于稳定，甚至不亚于正牌名品手机。手机主板、相关软件集成到一起，加上一些电池之类的配件，就成了一部准手机。只要有想法、有简单设备、有基本的动手能力，就能轻松做出一台手机。
2007年10月，国务院取消了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核准，任何人都可以生产手机了。于是，“黑手机”这个名词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颇有南粤语言特色的新称谓——“山寨机”。
去电子城里配一台电脑，可以根据需要买好CPU、内存、硬盘、显卡，这些就相当于MTK芯片；再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要，选择中意的机箱、音箱、显示器、鼠标，这就如同山寨机生产者为买家提供的个性化机壳、超大铃声、超大屏幕甚至手机饰品。山寨机让配手机比配电脑还容易。
山寨机的利润空间，主要来自于对成本的控制。一个充电器，采购价不到3块钱；屏幕，十几元到一百多元的都有，二手的屏幕只需10元左右。
对于山寨机厂商来说，产品外观和功能的更新换代比起眼下的一点小利润更加重要，有时候亏本也要卖。在品牌厂家里，生产一款新机型，从立项到论证再到审批，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而山寨机厂商换个机模，可能只需要半个月。
面对核心技术上的同质化，现在有的山寨厂商已经主动“改邪归正”，申请了正式的牌照，开始了研发之路。随着国内手机市场的日渐饱和，山寨厂商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在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市场遍地开花。
反叛的DIY文化
山寨机的消费者，包括城市里追求时髦和独立的一族。对这些人来说，钱并不是购买的决定性因素，山寨机吸引他们的，是一种DIY文化的延伸。相比品牌厂商的“死板僵硬”，山寨机的“特立独行”正是他们最为推崇的理由。
从手机文化的发展来看，大哥大时期，手机是地位的象征；到普及之后，注重品牌和质量成为身份的象征；到如今，追求新潮的玩家们看重的是独特和创新，手机早已成了个性的象征。
从社会流行文化来看，DIY文化已经从发源地美国普及到世界各地，推崇社会平等原则和“自己动手”的生活道德，成为很多城市里的白领一族的生活方式。小至自制喝水的陶瓷杯，大至自己改造组装汽车，一切皆可Do it yourself，手机亦不例外。
核心技术研发的缺位，让山寨机只能被迫走上这条追求表面上的个性化之路。而DIY文化所对抗的，是一种强势的霸权的市场垄断。在山寨机走红之前，国内的手机市场基本被国外大品牌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内知名品牌所垄断，山寨机出现后，有人甚至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
虽然中国人都受儒家思想影响甚深，但同时很多人骨子里又有一种“满城尽带黄金甲”式的反骨精神，当这种精神和手机结合，便与网络时代的恶搞文化相得益彰。
“凭什么我们只能用四大品牌的手机？凭什么我们要寻找娱乐功能却遭遇高昂的价格？”这些问号问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正如有人把超女看成是一种民主觉醒，山寨机也被看成是一种对抗垄断的主流价值体系的民间力量，成为反权威在手机领域的急先锋。
查路//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