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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天，花花绿绿的伞填满每条街道，到处堵车。我大清早出门，赶到读书的学院，还差一分钟就要上课。
       “今天你晚了。”看大门兼打铃的老师傅说。他瘦而黑，像一根铁钉。别的同学都住校，唯有我走读。开学才几天，他这是第一次同我讲话。“不晚。”我撒腿就跑。从大门口到教室的路很长，就算跑得再快，也来不及。课堂纪律严格，我只想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上课铃声在我背后响起，像一条鞭子抽我双腿。有一瞬间，我几乎想席地而坐，喉咙里发咸，仿佛要吐出红色来。迟到就迟到吧，纪律虽严，健康还是最重要的。我的脚步迟缓下来，仿佛微风将息的风车。铃声还在宁静而悠远地响着，全然没有即将沉寂的细弱。
       只要铃声响着，我就不该停止奔跑。终于，到了。老师和同学们都在耐心地倾听着，等待铃声终结。
       放学时，我走过大门，很想向老人表示感谢。可是，说什么好呢？说“谢谢您把铃绳拽得那么久”吗？我想在学府里，最好的谢意莫过于知识分子对普通人的尊敬，便很郑重地问：“老师傅，您贵姓？”
       “免贵……”他告诉我姓氏。我的脑子里管记忆姓氏的区域，似乎被虫蛀过，总是容易搞错。不过这难不住我，我创造了联想方式。比如，听了看门师傅的姓氏，我脑海中就幻化出花果山水帘洞的景象。这法子百试百灵。
       上学三年，我认真称呼他的机会并不多。唯有恰恰赶在上课铃响之时，我经过校门，才会恭恭敬敬地称他一声：“侯师傅好。”他若是一个人，会冲着我宽厚地笑笑。有时围着做饭、植花的其他师傅，我便格外响亮地招呼他，表示对他的尊重。周围的人看着他嬉笑，他就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其后，便会有悠长的铃声响起，像盘旋的鸽群，陪伴我走进教室。
       当我安稳地坐在课桌前，铃声才像薄雾一般散去。“看门的老头儿拽着铃绳睡着了。”同桌说。只有我知道这秘密。我永远不会说，说出来，便破坏了这一份温情，这一番默契。
       我以优异的成绩、良好的品行毕业了。我拎着沉重的书包走出校门，最后一次对铁钉一样的老人说：“侯师傅好！”他瞅瞅四下无人，很亲切地靠近我：“你就要走了，我想同你说一件事。”
       “你不要放在心上。”他踌躇着，“我只是想告诉你……唉，不说了，不说了……”他苍老的头在秋风中像芦花一般摆动着，脸色因为窘迫，像生了红锈。
       “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好奇心发作。“他们说你是成心的。我说不是……”老人舔了一下嘴唇，好像那里粘着一粒砂糖，慈祥地看着我。
       “您快说嘛，侯师傅！”听这口气，与我有关，我忙不迭地追问。
       “你千万别介意……我不姓侯，我姓孙……”
       吴晓波//摘自《启迪》2008年第7期，侯海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