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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必须接受一年军训，本科加研究生，我在北大的时间便与抗日同龄，这么些年，如果问我在读书方面受谁影响最大，答案似乎有些怪——汪曾祺。
       汪曾祺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大人。1992年，在一个小房子里，汪老头仰着大头，两眼很大，像鲁迅门前的枣树，直指着天空，似乎屋顶有一个洞通向更为五彩缤纷的世界。他偶尔咳嗽两声，想半天才说一句话——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
       咳咳(干咳的那种)。
       “我想，第一要逃课。”
       听众很安静。
       “当初推荐我留校，朱自清先生就不高兴，因为我老是逃课。”
       “第二，想读的书就读，不想读的就不读。像列夫·托尔斯泰是很伟大，但我不喜欢，我就不读。我最喜欢的作家，首先是我的老师沈从文，还有契诃夫和阿索林。我反复读。”
       听众仍然很安静。
       但此后，我们同学逃课果然成了家常便饭。我们班上语言学的老师王洪君教授口碑极好，这倒并不是大家都折服于她的风度或学识，而是因为她上第一堂课就宣布：“按照校规，是要点名的，三次不到，成绩就不及格。但我从不点名。”我听了大概三四次语言学的课，感觉没大意思，此后便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逃课了。那时，因为人比较多，即使点名，一般也是抽点。我们互相连环地替别人答到似乎是同学之间的应有之义。
       记得一次吕乃岩老师的课正碰上下雨，他的课平时来听的人就很寥寥，这次就愈见少了。我有点逃课经验，人多的时候，一般不会点名，而人少的时候，确是点名频发时段。所以这次我聪明地去听课了，大概是第二次听课吧，实属难得。吕老师低头点名，连点了十多个人，居然基本没旷课的，他说：“这情形不对，答到的人要站起来一下。”哗啦啦，此后被点名的人一下子十不到一。当点名点到我一个好同学的时候，我因为名次靠前，早早答过到，我想他当时根本没有抬眼看我呢，于是这一次站起来替朋友应了卯。点名过了一遍，吕老师说：“前面应该有没来的，我再重新点一下。”于是再次教室里响起了我的名字，我犹豫一下，便理直气壮地再次站起来，吕老师瞅我半天：“你是高立志吗?”“是啊。”我的无辜和吕老师迷惑的表情使得有人哄笑。“你不是高立志。”于是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勾勾。平时不听课，还好，极少旷课，这次真的来听课，倒旷课了。此后我不曾再听吕老师的课。而结果，我的考试成绩也好像很过得去。
       大部分老师都不会真的拿点名威逼学生。似乎有一次很蹊跷。记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中文、法律几个系在“一教”大教室里合着上。我们男生逃课经验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从第一节课就不要过早暴露实力，大家派代表轮流上课应卯。这样，在直觉上，我们的老师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最后考试，天知道，他们印试卷是按照座位印的还是按照什么印的。应该不是花名册，结果居然卷子不够。于是政治老师说，没有试题的人不要着急，我去其他系调试题去。过了几分钟，一些同学问题解决了，但还是卷子不够。我们勤劳的老师如是者三。记得都半个小时过去了，“报告!我们还没有试题。”又有三个学生从角落里站出来。可怜的年轻老师脸色一下就不对了，于是又跑出去调试题。政治考试的结果是，我们班四十多人，十多个不及格。滑稽的是，这不及格的女生占绝大多数。所以女生很抱怨我们说：男生惹祸，女生背黑锅。
       逃课省下来的时间，消磨实在爽，就像偷来的瓜果着实甜。大家做什么的都有，不过那时候北大周围一片农村，娱乐单调，大部分同学都是睡懒觉，看闲书，听讲座，上图书馆，或者听自己感兴趣的课了。我在大三以后，基本上听的课不考试，考试的课不听讲。大三临结束，我的学分还差两个。有同学告诉我，新留校的吴晓东老师很好说话，他的课写篇关于象征主义的文章就行。我对波德莱尔、梅特林克等是比较熟悉的，在图书馆花两三个小时，草成一篇作业匆匆交上去。事隔多日，同学转告我说吴老师想见见你。我便到他25楼的筒子间去，吴老师瞅瞅我，温和地说：“看你很面生，是不是很少上课?”我稍微愣一下，如实回答说：“我没有上过课。”这让吴老师愣了一会儿，“不过，关于象征主义的基本点，你文章里都有了。”我只能赧颜不做声，他接着说：“让你过来，因为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给你很高的分数。”
       那时候图书馆(今天的老馆)二层南侧有一间“中文系教师研究生阅览室”，只对本科高年级以上的学生开放。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其中的一道风景是季羡林，季老每天一开馆不久就准时坐在最靠近大库的阅览室东南角，安安静静地读书。偶尔有熟悉的人给他鞠个躬，相互微笑一下，然后也迅速寻找自己的座位，各自安安静静地读书。这里出现吴组缃、林庚等人的身影绝不奇怪，也许他们都来过，只是我不认得罢了。那里有几架硬壳蓝皮的文学类图书，也许是对学生特别推荐，图书馆做了特别包装的优质译本，记忆里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选译”和上海译文出版社“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我读了其中大部分部头不太大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文学启蒙。用逃课逃出来的时间随意泡图书馆，听讲座。当然也出去游逛。我有四个高中同学在清华，但那时我对清华校园比他们都更熟悉，因为他们必须孜孜地上课做实验，他们的父母朋友过来，也经常是我带着傻玩，手头没有钱，于是对北大清华这免费的游览地非常熟悉，当然那时候圆明园可以从101中后面的围墙钻过去，所以还没有完全开发的圆明园对于北大逃课的学生有些像鲁迅的百草园。
       毕业后我去见一些在高校教书的朋友，发现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固定晚自习，还一过11点就关闭大门。这样的大学和高中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多培养一些凡事必请示的好员工罢了。不过，这个社会的确更需要好员工，而不是有点独立想法的人。从谋生的角度来说，北大给我的未必是好处，不过她给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我曾瞥过一个世界，应该是自由而尊严的。尽管还无力冲出去，但我可以向往着，甜蜜并痛地向往着。
       汪伟//摘自《寻找北大》中国长安出版社，唐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