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的概念是东亚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核心概念，但这一简单事实在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为人们所忽视，鲜有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谈及。
“文”的式微与现代性的理念(idea)息息相关。“现代”以及与此相关的理念登堂入室之际，也正是“文”这一核心概念黯淡无光之时。不独中国如此，邻国日本亦然。因此从“文”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知识分子史将为中国知识分子审视自己的思想史提供一种可能。
“文”究竟是什么?章学诚曾从训诂的角度解释一般意义上“文”的概念：“胡虔氏曰：‘文’字古有二训：‘依类象形谓之文’，此文字之‘文’也；‘青与赤谓之文’，‘五采备曰文’，此文质之‘文’也。其以文质之‘文’为赞美辞之美者，《
易》之‘旨远辞文’，《左传》之‘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皆是也。则‘文’字乃虚字，不过与‘辞辑’、‘辞怿’之‘辑’‘怿’相等耳。魏、晋以来，以辞章为‘文’，不与辞字相属，竟作实字用矣，此亦徇俗而昧初义之失也。”（《
文史通义》外篇，31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关于学科意义上的“文”的概念，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划分，但这些划分之间未必历然可辨。如南北朝时宋明帝曾设儒玄文史四科。章太炎讨论“哲学”在中国学问中相应的研究领域时就曾提及此四科，曰：“南北朝号‘哲学’为‘玄学’，但当时‘玄’、‘儒’、‘史’、‘文’四者并称，‘玄学’别‘儒’而独立，也未可用以代‘哲学’”(《国学概论》，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章氏质疑的是近代学科制度中的“哲学”一词的正当性。清代则有义理、考据、词章之学之分。戴震谓“义理即考核文章两者之源也”，未免有以“义理”傲视其余二科之嫌。然祖述其说的段玉裁则称：“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东原年谱补订》，见《戴震全书》第六卷，708页，黄山书社)，此后曾国藩更将三科变成四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及《
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也。”(《曾国藩治家全书》卷上《日记·问学》，岳麓书社)不过，戴氏的“义理”是建立在对曾氏“义理”（宋学）的批判之上。需要注意的是，按段氏的说法，戴氏将三科合为一事，而曾氏力主“阙一不可”，章氏也强调南北朝“‘玄’、‘儒’、‘史’、‘文’四者并称”，颇耐人寻味。
笔者在此强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文”的概念（伦理意义上的“文”将另文探讨）。方法论意义上的“文”的概念与上述的训诂角度及学科史角度的“文”的角度虽然不同，但却不无关联。它的关联至少表现在其语言学的属性上。须知，所谓知识分子思想史和文学史，无非是由语言建构的历史。其语言学属性具体体现在知识分子对理论体系的探求、对书写体的选择以及作为话语历史的知识分子话语之间的编织及冲突关系等方面。这里的“书写体”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美国批评家法兰克·伦特力奇亚在其《新批评之后》第四章中所言与个人化“文体”有别的，指一个时代的作家有一定共性、规则性、习惯性的整体要素(Frank Lentricchia：After the New Critic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二是德里达所言对应声音中心主义的“书写”概念。关于后者，笔者想指出，东亚思想史中未必有类似德里达力诋的形而上学传统语境中的声音中心主义，但在理论和经验意义上却明显地存在着一个压抑“文”的概念的声音中心主义。这一点中日皆然，只是两者压抑“文”的语境同中有异。
因此，“文”的概念的重提意味着东亚思想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语境中的语言学转向。东亚近代学术体制源于西方近代学术体制，其中哲学雄踞群学之首，这一“哲学”以强调其与“文学”、“史学”之异而维持其众学之冠的地位(类似的划分前提也适用于近代意义上“文学”、“史学”的成立)。在西方，自尼采洞察哲学在修辞性等语言学性质上其实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学)并无二致之后，近代的学术体制开始遭到质疑。尼采的说法似显激进，但只有如此才能将学术史从形而上学堆砌的理念中解放出来。
其实，类似尼采的说法在东亚传统中可以说是常识，区别只在于两者的语境。如宋代的批评家陈(一一二七——一二○三)曾说：“《
易》之有象，以尽其意；《
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文则》丙上卷)他将《
易》、《
诗》都视为“文”。既然视为“文”，就须诉诸修辞性。“文”的概念甚至有着更宽泛的内涵。《国语·郑语》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谈的正是作为事物本质的差异性以及尊重这一差异性的重要性。由后者可见，“文”的问题又是伦理问题。如《左传》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处之“文”不仅是近代学术制度中的修辞学意义上的“文采”，更是语言与他者性这一伦理性的问题。在近代学术史上，不仅“文”，甚至“文”重要的派生概念“修辞”也被矮化。《易经·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的内涵在现代被抽而一空，即属此例——“修辞”这一东亚传统思想的重要概念被代之以近代学术意义上的基于分类、归纳方法论的狭义“修辞学”(亦即rhetoric的翻译词)，与此相关联的，是修辞方法论从中日近现代文学批评中的消失。“物相杂，故曰文”(《易经·系辞传》)显示的作为差异性原理的“文”，本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其开放的多元主义价值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但百年过后，我们却瞠目于一个无情的事实：东亚学术中的相当部分原来只是西方学术(尤其是形而上学传统)和一些排他性理念的冗长注脚。
既然方法论概念的“文”将思想史视为知识分子的话语历史，我们有必要对“话语”一词做一限定。所谓话语，在语言学理论中，它指大于句子、由句子构成的语言表现。同时，也指历史的意义上某一集团、社会固有的语言表现。因此，后者往往与语言权力性(意识形态性)的探讨相关联。方法论意义上的“文”的概念体现为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与其语言学性质之间的关联进行考察的方法论视角，换言之，也是一种从语言学角度观察历史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文”的重提也是从语言角度考察历史、恢复历史性的重要视角。如果说作为语言学转向的“文”的重提意味着将语言从观念(理念)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那么这同时也意味着语言所包含的历史关系性将穿透观念和意识形态隐蔽而厚重的黑暗重获光明。
但是，从理论的角度看又必须充分注意：一个历史事件与对这一事件的叙述（语言化）之间未必可以相合无间地画上等号。就是说，经验与语言有着不可避免的缝隙。而且，如何语言化“一个历史事件”同时又避免从诱发“这一事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性中将其切割出来，并使之实体化，这往往又是一个复杂问题。首先，我们在设定一种“历史”时，事实上却往往只设定了某一类的理念以及从属于这一理念的某一类叙述方式而已。如“某国现代文学史”，可能只是“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化”这两个统治性的理念的间接派生物。称之为“间接派生物”是因为它只是近代意义上的literature的翻译语的“文学”这一派生性理念的派生。这样的“文学”以宣称自己与另外两个学科的“哲学”和“史学”是如此的不同而为其成立条件。同样，现代学科制度中的“某国哲学”与“某国史学”的成立背景亦可作如是观。因此，如何将上述“文学”“哲学”“史学”从理念中复原其语言学的性质，甚至将历史性从理念隐秘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是一个重要问题。其次，我们时刻不能摆脱的，是我们所选择的语言与我们内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以及我们所选择的语言与时代总体的叙述方式和叙述方向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从这一意义上说，语言对人们的控制无时不在。同时，我们往往无从直接判知这些隐秘的意识形态，而只有通过语言这一意识可以他者化(对象化)的材料才能得以究明。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悖论。这也揭示了对意识与语言之间不言自明的同一性的虚幻。
关于意识与语言之间的非同一性的论述，在汉字圈的思想传统中俯拾即是。比如《易经·系辞》中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说，此处的“意”虽然原指圣人之“意”，但从理论上说，谈的正是“言”、“书”、“意”三者之间不可同一地画等号的问题。《庄子·天道篇》中也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此处所言正是“书”、“语’、“意”三者之间不可避免的错位。陆机(二六一——三○三)在《文赋》中也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说的也正是“文”“意”“物”三者之间的断裂。将意识与语言透明地相等，或者说将语言简单化，这是现代以来的一个认识上的失误。近代以来，我们淡忘了一个重要事实——汉字文化圈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正在于对语言与意识的复杂关系的绵绵不断、锲而不舍的思考。而这一思考正是通过“文”这—概念在美学、伦理等意义上展开的。
还是回到历史性的正题吧。如此一来，“历史性” 是否被虚无化了呢？恰恰相反，上述问题的提出正是为了恢复作为关系性的历史性。借此摆脱预设的，甚至是观念化的“历史”对我们的统治。语言——各自迥然相异的意识或以碰撞或以交错的方式相关联的这一公共空间——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化这一预设的“历史”以及栖身其中的“观念”的控制的重要方式。基于语言的方法论，“历史”将被暂时地搁置起来，转而探求文本的话语本身的历史性，并希望通过这一方法接近围绕某一事件某一社会历史状况的种种关系性，以避免“真实的历史”这一说法本身的独断性。这至少是探讨历史关系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学术与狭义的意识形态的差别，正在于后者是依据某一中心的预设性的语言操作，而前者则是致力于相对化这一中心之“关系性”复原作业（笔者坚信此乃学术之意义所在)。因此，历史上的“文”——这一语言实践的产物——成为最为关键之处。在这一方法论视角下，如下的问题的探讨变得重要：文本中具体的语言操作如何，其内在结构怎样，促成这一语言取向的意识形态性(借用尼采式的说法则是其权力性)是什么，它与某一时代固有的语言表现之间的关联，促成这一时代固有的语言表现的外部因素又是什么……这些手续意味着对被分析的语言对象的种种关系性的复原。这一关系性正是话语所处的“场”，用语言学术语表达，就是所谓的“语境”(它自然包含了社会的语境)。在此，“关系性”与“历史性”这两个用语是同一意义的。而这些术语的选择与回避实体主义和观念论(idealism)的意图息息相关。
正是在此意义上，近代意义上的“文学”与“史学”之硬性划分的问题性凸显出来。何况，如果说“某国现代文学史”，可能只是“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化”这两个统治性理念的间接派生物的话，那么，对这些理念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展开方式的研究(也就是近代学术制度意义上的“文学”的研究)，与历史研究在本质上究竟有多大的区别，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近代学术制度意义上的文史哲三科相互排斥的自我特权化由此可见一斑。在现代学术制度中，“文学”、“哲学”、“历史”之间被划分得泾渭分明，它们共通的语言学属性也因此被掩盖起来。指出“语言”这一它们所共有的媒介，有助于打破此种人为的设定，以达至文史哲三学科在语言学方法论中的融合。因此，重提“文”与学科史的关系，并非讨论改变学科划分这一约定俗成的事实的可能，而是想借此概念强调知识分子思想史本身(亦即“文”本身)的语言学属性以及“文”这一概念的方法论重要性。
因此，“文”的问题也是一个与现代性相关的问题。日本如此，中国亦然。如果说近代西方的普遍性的到来令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部分东亚知识分子)对原有的普遍性产生了深刻危机的话，那么，作为其结果，后来的中国革命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苦斗中觅得的另外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的表现方式。从狭义的角度看，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一种新的“文”的语言形式。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寻找新的“文”的社会接点、实践新的“文”的独特的方式。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具有歧义性。一方面它为原有的普遍性提供了一种西洋化(新的普遍性)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一种“古今”“东西”二元对立方式下的线性进步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近代以来，线性进步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往往互为表里)。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一九一四——一九九六)曾说：“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的世界观，中国才得以突破华夏民族主义。”（《日本现代的革新思想》，49页，岩波书店二○○二年）虽然丸山真男未能意识到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概念的“文”的关联，亦即语言的关联，但是丸山之言可谓发而不失正鹄。如果说“文”与现代性的问题今天仍是贯穿日本知识分子思考中的一条主线，那么，在近现代，历史迥然有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与现代性的关系则更是一个仍然在苦苦摸索中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文”的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中最大的悬案。尤其是在今天，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带着许多历史的正负遗产进入商品化大潮的中国知识分子将面临着新时代中的“文”的问题。无“文”，则非“知识分子”——想必这一命题有助于读者理解本文强调的语言学视角的重要性。日本知识分子寻找“文”的种种努力，相信能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启示，因为“文”本身是超越国界的一个语言性公共空间。
基于上述的思考，带着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的问题，在《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一书中我选择了从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现代思潮为止的几位日本思想家和文学家为论述对象，以期展示日本知识分子如何在不同的时代寻找自己的“文”，以及因之而来的种种内在冲突。从“文”的角度看，由于同属汉字文化圈，也许没有一部知识分子史能像日本知识分子史那样对中国有借鉴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一个思考“中国”的重要的视角。因为，无论在正面还是负面的意义上，两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史都是对方的镜子。
按论述对象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处时代的不同，本书在内容上划分成“前近代的日本知识分子”、“近现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后现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三部分。将江户硕儒荻生徂徕(一六六六——一七二八)置于本书的开篇，是因为百家争鸣的江户思想与近现代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史之间，恰若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其间有着“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关联。正如不言晚清，何谈“五四”一样。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日本的现代性，在时间上习惯于以明治维新为起点，在角度上则过于偏重政治和经济，这样很难完整地认识日本。必须指出，政治、经济、侵略战争都不过是历史关系性的产物，不明了其历史的关系性，便很难对对象本身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一部分主要涉及儒学等前近代思想的重评问题。本书的第二部分“近现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则以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横光利一(一八九九——一九四七)、现代主义诗人西胁顺三郎(一八九四——一九八二)为对象，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他们在书写语言等问题上与现代性的种种冲突。这一部分主要涉及近代的声音中心主义批判以及文学上的现代主义问题。最后的“后现代知识分子思想”部分，则主要论及了以柄谷行人(一九四一—— )为代表的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后工业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围绕着现代性的问题所展开的种种论述。这一部分涉及何谓日本语境中的后现代思潮的问题，同时也希望为中国的“后现代”提供一个借鉴(如果中国也有一个与后工业社会无关，但作为知识分子思想而存在的“后现代”的话)。
笔者相信，任何学术史都是平凡的劳动薪火相传的历史。这本身正是“文”的一种历史。让我们远离独断论式的声音中心主义的单一性，步入“文”这一纷繁多义的语言空间。在这一语言的空间里，让我们重新冷静地审视作为关系性的历史，以重评我们的现代性。
(《“文”与日本现代性》，林少阳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