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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自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容闳家贫，在别人资助下才接受了启蒙教育，后随美国友人到美学习，交付不起学费时，学校向他提条件，要他毕业后从事传教活动，他拒绝说：“我是中国人，我应择最有益中国者为之。”毕业后，他又谢绝友人的挽留，回到国内，他说：“我要以西方之学习，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许多留学生踊跃入盟。谷思慎担任山西分会负责人，阎锡山是同盟会争取的对象。阎入盟前曾问谷：“你是官宦子弟，何患得不到一官半职，为什么要参加同盟会，另谋出路呢?”谷思慎回答说：“我不是为个人谋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谋出路。”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 “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1936年连横以肝癌病逝前，适逢他的孙子出生。连横遗命：“中日必有一战，台湾之回归祖国亦赖此战，若生男，则命‘连战’。”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1919年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索取山东特权的无理要求，顾维钧驳斥道：“西方有位圣人耶稣，他的死难之地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城，神圣不可侵犯!我国亦有圣人孔子，就连日本也承认他是圣人，山东正是孔子的故乡，因此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圣地，自然也不容侵犯!”举座为之颔首不已。
       一次留美清华学生聚会，闻一多问潘光旦：“世界上什么样的民族最优秀?”潘光旦说，世界上受压迫多，境遇困难的民族，如中国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闻一多说：“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林语堂《吾国吾民》自序中说我堪能坦白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恼纷扰，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
       杨振宁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于佑任在台湾思念大陆，写下大量诗词。其中，《鸡鸣曲》云 “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望雨》则谓：“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至于《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赵映辉　摘自《决策与信息》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