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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内某些传闻给人的印象，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属于自由世界的国家，一切都是自由的，自由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自由到混乱无序的程度。走马观花式地到这两个国家走了一趟，才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反而觉得那边的人起码在某些方面还很呆板，某些方面还不如国内自由。
       我们说得最多的是言语自由，可以在大街上骂总统而不担心被传讯。我所走过的五六个城市没有看见谁这样骂过，甚至连一起吵架骂仗的场面也没有发现。在纽约的地铁车厢里，无论白人、黑人和黄皮肤的亚洲人，大家都静悄悄地坐着或站着，有的看书，有的看报纸，什么也不看的人，就呆呆地端端地坐着或站着。没有人说话，没有旁若无人声贯车厢的交谈，更没有肆无忌惮的浪谝和浪笑。偶尔有相识的人打招呼或说点儿什么，也是轻微到只让对方听见就行了。
       据说，美国法律没有关于在地铁里大声喧哗违法的条律，车厢里也没有张贴悬挂不许喧哗不许吐痰不许乱扔果皮纸屑的牌子。大家都不说话，显然不是美国种系的人生性寡言，也不是法律制约的结果，那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无形的公约，自然的习惯，个人的修养。
       有次在地铁里碰到一位演说的黑人，他从前面的车厢窜到我坐的这节车厢，放下一只黑提包就开始了讲演。我听不懂英语，但从他说话的腔调说话时的表情和打出的颇为有力的手势来判断，肯定是对什么事义愤不平因而情绪激昂慷慨。陪我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这个黑人在骂纽约市市长。说那个混蛋市长竞选时曾许诺改善失业者的生活，结果是当上了市长就把许诺忘记了，失业者的救济金没有增加一个钢镚儿……云云。令我惊讶的是，他的长达十余分钟的演讲过程中，车厢里寂然无声，看书看报的人依然津津有味地阅读，闭目养神的人懒得睁开眼睛，几乎没有谁有兴趣看演讲者一眼，更没有凑热闹瞎起哄的现象。那黑人演讲完毕就从皮包里掏出一件什么小物品推销，一件也没有售出，就提着包窜到后边一节车厢去了。他走了，车厢里仍然没有丝毫反应，对黑人演讲者的行为没有任何褒贬和议论。
       在人群聚集的所有场合，没有我们的城市里那种嘈杂的市声。无论大饭店或小饭铺，无论白人开的西餐馆或华人开的中餐馆，食客选好食物就坐在餐桌旁静静地吃喝，没有猜拳行令，没有喧哗，即使结伴而来的三五朋友在一桌进餐，交谈也是小声地进行，绝不影响邻近餐桌的食客……
       而居民聚居区更是一种难以理解的静谧。在大波士顿的一个中等偏下阶层聚居的小城里，各式各色的尖顶木板小楼房鳞次栉比，一般都是三层或二层的私有住宅。我住在一位华人家里，首先惊讶的便是这里的安静，从早到晚听不见人们说话的声音，不必说引车卖浆提篮卖蛋的吆喝，连孩子的嬉耍的声音也听不到。早晨起来走出宅门，树上是一片鸟鸣，邻近的一位看上去年过七旬的老头往草地上撒着面包渣儿，鸟儿便从树上扑落下来，在老人脚下啄食早餐。松鼠也从树上溜下来，与鸟儿争食。凡有街树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见松鼠在树枝间跳跃，动物和鸟儿对居民的信赖达到了无防无虞的状态。
       这个几万人聚居的城镇从早到晚都是悄悄静静的，家家的汽车来也悄然无声，走也悄然无声，没有喇叭鸣笛之声。唯一破坏这宁静的是偶尔传来的狗叫。美国人爱养狗，一般都在屋子的狗居室里，但每天都要遛狗，狗的叫声大都是遛狗时牵出屋子的叫声。在这里住着，我望着稠密的尖顶楼群，对这里的安静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总是无端怀疑那些漂亮的建筑物里是否都有人居住。然而从家家门口停放的汽车判断是不容置疑的。人居住在这样恬静的环境里，即使有什么窝火的情绪也都容易平息舒缓下来，起码有利于心脑血管有毛病的人养息。
       如果说公众场合的良好秩序凭的是每个公民的自觉来维持，那么对酒的严格限制却带有法律的严肃性制约。美国的大小餐馆都不许售酒，各种饮料应有尽有，可乐咖啡果汁等等，都是不含酒精的，连啤酒也不许在餐馆销售。一边吃饭一边喝酒是不可能的。酒类只许在酒的专卖店和酒吧里销售，那里有世界各国的名牌酒供你选择，然而晚上12时以后全部停止售酒。
       和一位律师吃饭，在朋友的家里自然可以喝酒了，然而律师说，他这种职业是不允许喝酒的。这个规定的唯一目的，是怕律师喝得神经兴奋胡说八道。为执行这一规定，律师的管理机关说不定某一天突然通知某律师到医院去抽血化验，一旦发现血液里有酒精，便停止律师一季度的营业，连犯二三次便取消律师资格。这位律师朋友。说，自己的职业本身就是以法律为神圣的，自己如果不遵守律师自身的职业规定，连自己心理上都难以自信起来。
       如果从这几方面来对照我们，我们显然比美国、加拿大人自由度大得多。而这究竟是一种光荣的自由，抑或是一种丑陋的习惯?
       南之浩　摘自《我的行走笔记》时代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