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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看过一个名叫艾米莉的女人重审汽车驾照的故事。审照办公室的一名女工作人员问艾米莉的职业。艾米莉犹豫了，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自己的职业。“我的意思是……”女工作人员解释说：“你有工作?还是……”
       “我当然有工作了，”艾米莉打断她说，“我是一位母亲。”
       “我们不把‘母亲’作为职业来填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填‘家庭主妇’。”那名职员加重语气说。
       我本来已经忘记艾米莉的故事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只不过，我是在我们自己的市政厅里。接待我的是市政厅的一名女职员。她是那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职业女性的人。镇定，能干，拥有“官方讯问者”或者“政府登记员”的头衔。“你的职业是什么?”她探询地问。
       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那样回答的，但那些话就像泡泡一样从我的嘴里吐出来了。“我是儿童发展和人类关系研究协会的一名研究员。”听了我的回答，女职员愣了一下，钢笔停在半空中，抬起头看我的样子好像是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似的。我又慢慢地将那个头衔重说了一遍，特地将最有意义的几个字加重了语气。然后，我看着那个头衔在官方调查表上变成了又粗又黑的钢笔字。
       “我是否可以问一下，”女职员来了兴趣，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具体研究什么呢?”
       我沉着冷静，不让声音里流露出半点儿惊慌的音质，回答道：“我所做的是一项长久的研究计划(哪位母亲不是如此呢)。在实验室里，在野外(正常情况下，我会说是在室内和户外)。我为老板工作(老板即是我的家人)，我已经有了四个研究对象(全是女儿)。当然，这是人文科学中最不可缺少的工作。我经常每天工作14个小时(24小时似乎更确切)。但这份工作比大多数职业都更具挑战性，得到的报酬也比薪水能给你带来的收获更多。”女职员填完表格，站起身。她亲自送我出门的时候，说话的语气明显尊敬多了。
       当我开车驶进我们家的车道时，我被自己的冠冕堂皇的新职业鼓舞得精神饱满。我的实验对象——13岁、7岁和3岁的女儿前来迎接我。我还能听到楼上我们的“儿童发展研究协会”的新研究对象——一个6个月大的小宝宝正在含糊不清、咿咿呀呀地呢喃着。我得意极了。我打败了那种官僚的作风。而且，我还在官方的记录上留下了对于人类而言比“只是一位母亲”更卓著、更不可缺少的职业头衔。母亲，多么了不起的职业啊。
       那么，祖母可不可以称为“儿童发展和人类关系研究协会的高级研究员”，曾祖母可不可以称为“高级研究督察”呢?我认为可以。不但如此，我还认为姑姑阿姨们可以称为“助理研究员”。
       祁亮　摘自2007年10月10日《家庭主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