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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的一天，我从菜园里荷锄回家，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电话，得知严文井先生病逝，不觉心里一沉，望着窗外的青山，好久没缓过神来。我远在南方，来不及给先生送行了，只能在电话里嘱朋友代送花圈。我知道，我的那只花圈将淹没在花圈的海洋里，先生不一定能够看见。我还知道，我在满窗雨雾之前的一声叹息，隔着千山万水，先生也不一定能够听到。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已经解冻，但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很多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图解，只要换上一个批判“四人帮”的政治标签，就成了热门的旧货新款，得到各种追捧和尊宠。倒是有些苦心的新创，因涉嫌离经叛道，不管是接通西方文化的“先锋”，还是接通传统文化的“寻根”，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轻则被责之以“恨铁不成钢”，重则被斥之为“自由化”或“精神污染”。总之，转暖的文坛仍充满着肃杀气象，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这样，我在一些会议上基本不说话，以免惹主流权威们不快。有一次，我出席一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出辩护，称现实主义不应成为封闭和刻板的教条，而现代主义一类文学多样化的尝试不应遭到封杀。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一位来自延安宝塔山下的革命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界资深领导之一。我虽不写诗，但一直是诗体革新的支持者，曾偷偷参加过北京一些诗歌沙龙活动，还曾掏出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买下北岛他们的油印诗刊创刊号到处分寄朋友——当时的朦胧诗仍处于某种“地下”状态。我没料到文井先生也读到了这些油印作品，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
       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我坐得离他较远，没有机会与他交谈，但暗暗记下了他的名字，记住了他那宽厚和闪亮的额头，还有开朗而坚毅的面容。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议论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长信。
       信上是这么说的：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戴着大红帽的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并希望有机会与我见面详谈。我记得，他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再一次把自己公开定位在高风险的异端阵地。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思想格局，后人不大容易体会出这一表态的意义，还有它们可能招致的麻烦。事实上，直到九十年代初，“先锋”与“寻根”等仍是众多左翼或右翼的大人物们嘴里的共同的贬词，以致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还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再次受到追究。
       这样，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政治险象频生，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到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如果能找到机会，总要去他家看望。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北岛、杨炼、芒克等新锐诗人是他家的常客，留下一些烟头和残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也常在这里出入，与文井先生协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留下各种成堆的书稿和校样。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比如我会谈到一些读书心得：库恩的《科学的革命》，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等等，都会引起他聚精会神的倾听。他谈到自己在革命年代根据地的亲历，谈到自己在国外参访时的见闻，谈到他心得别具的音乐与绘画，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敏感和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说到了这一点，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他想了想又问我：我们向西方学习，反省自己的革命道路，并不是要赞同压迫和剥削，并不是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呢？为什么要推翻蒋介石呢？为什么要消灭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呢？……那些人不早就实现了不平等吗？我们之所以要反对他们，不正是他们私而不公吗？如果没有世界大同这样一个理想目标，所有的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造反也好，就都成了或大或小的私利之争。它们与它们所反对的对象，还能有多大的差别？
       谈话到这里，气氛有点沉重。照当时一般人的理解，一切异端人物都是西方的追随者，美国的崇拜者，资本主义的铁杆拥戴者——思想冲突的各方虽有立场不同，但囿于冷战意识形态逻辑，在这一点理解上倒没有太多差别。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谈话不了了之。
       我从湖南调到海南以后，离北京更远了，与文井先生交往有所不便。有一次我再去他家看望，遇到很多人在场，也就没有机会与他深谈。我向他报告自己初到海南的一些工作和想法，再次受到他的鼓励和指点。我邀请他到海南走一走，让我有机会接待他一次，但他腿脚已经有疾，行动十分困难，没法远行了。他执意送我的时候都得扶墙而行，走几步，歇一下，再走几步，直到最后扶着一棵树，缓缓向我招手。
       这就是他留给我最为清晰的音容定格——一个类似乡间守林人或者牧羊人的老大爷，有魁伟的身板和黝黑的肤色，脸上布满温和的笑纹。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使国力得到增强，民生得到改善。但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一类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华阁朱门，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目睹这些人的行迹，我就不能不想起多年前朝阳区里那间陋室，那个清贫而顽强的老人，那一盏昏灯之下色正辞严的坚定信仰。
       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仍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孤独。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主要特点：不要人的怜悯，不指望上帝赐给好运气。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