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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冷战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的整合是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的话，那么我们在21世纪初期正面临着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
       所谓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主要表现在制造业上。贸易壁垒的打破，使主要工业国家的产品能够在真正的国际市场上跨国竞争。资本的流动，更突破了国界的限制。甚至劳动力也开始前所未有的跨国旅行。结果，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充斥美国的市场，外国车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外资滚滚而来，滚滚而去。发达国家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高级技术人员、留学生也纷纷前往发达国家。
       然而，这一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尚有其限度。制造业可以跨国经营，但服务业却不行。因为制造业的产品可以远涉重洋地从外国运来，服务业却需要有人在顾客和消费者的所在地进行服务。工厂可以移来移去，医院、商店却不能出国，而是一定要设在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为了图便宜，美国人可以买中国制造的服装、玩具，却不可能到北京、上海看急诊，为朋友的生日买礼物。
       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就是挑战这样的限制，使越来越多的服务业跨国经营。比如在美国，你买计算机和其他电器产品，总有用户服务热线。如今你打这些热线咨询时，尽管对方告诉你他在休斯顿或洛杉矶的总部为你服务，其实你的电话是被接到了印度或菲律宾。这样的服务业工作，在美国是个低薪、无前途的“死胡同”，没人愿干，最多雇个高中生，而且费劲培训了半天，人家干几个月就跳槽了。企业白赔培训费。但是在印度和菲律宾，这种为美国人服务、甚至“指点美国人”的工作，完全是上流社会的娇宠，大学生也很难挣到这样的职务。工作人员多少年不跳槽，企业的培训费用所耗甚少。工资只相当于美国那些不情愿的高中生的几十分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人员以社会精英自居，干起活来兢兢业业，服务周到，用户满意度大增。两相对比，美国的公司当然会决定把服务电话接到印度、菲律宾。
       这种低档服务行业的跨国经营，仅仅是个开始。许多高薪的高层次服务行业，如今也开始追逐这一潮流。一些复杂的公司财会、税务咨询，已经开始跨国移动。展望未来，一些远距离教育、医疗咨询等等，更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全球竞争。美国人对此早已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有大约1400万美国人的工作将在未来几年受到这一潮流的威胁。
       全球化的第二波，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第一波的风口浪尖上，中国深化经济改革，敞开国门，结果是生逢其时，使得经济持续增长，外资滚滚涌入，稳定的社会环境、低廉的劳动力资本，使一个“世界工厂”打造成形。中国尝到了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那种先行一步“冲浪”的甜头。
       然而，面对第二波，中国却缺乏准备。弄不好不仅不能在浪尖上继续激流而进，甚至可能被浪所掀翻。对此，中国社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危机感。
       如前所述，第一波是制造业打头阵。只要你社会稳定、政策优惠，有的是人力资源，同时劳动力便宜，那么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就不愁不来。第二波的性质就截然不同了。像上面所举的那种最低档的电话服务，不仅要求可以“乱真”的英语，而且对美国文化必须了如指掌，乃至知道人家正在上演哪个电视剧，社会上正流行什么，否则谈不上优质服务。如果稍高层次的工作，对教育的要求就更高。所以，面对第二波的冲击，一国的劳动力如果只是便宜而缺乏教育，社会只是稳定而不够开放自由，在这样的竞争中就占不到便宜。
       在1998～1999年度，中国的教育投资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2%。而印度是3．2％，俄罗斯是3．5％，菲律宾是4．2％。美国朝野上下齐呼教育经费不足、会在全球化中败落，但人家投人教育的费用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James Heckman在对中国进行考察后断言，中国这些年热衷于设备投资，却没有对人进行投资，是犯了致命的错误。他发现，中国的许多工厂花巨资进口最先进的设备，却根本找不到能够操作的技术工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家Brad Delong更意味深长地指出：在19世纪中期，曼彻斯特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是，英国政府却不给那些从农村涌入曼彻斯特新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的孩子们造学校。当时没有人觉得这是个大问题。相反，德国却在教育上加大投资。结果到了19世纪末，训练有素的德国工人就开始夺走了英国在制造业上的优势。英国浪费了自己作为工业革命领跑者的有利地位，终于在20世纪衰落。
       笔者在这里几乎不需要提醒读者：今天的中国大城市，是多么像当年的曼彻斯特!农村的民工涌入城市，子女却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对此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彻底扭转当今的教育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久可能就会出现花叶凋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