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看似完整、和谐的家庭内部，却因父子两个生命之间的摩擦、较量、僵持而暗流汹涌。没有通常习见的暴力、争吵和冲突，敏感少年陈宇，就于这无声暗流的推动之下，决然离家出走，五年音信杳然。65岁的老父为寻儿子，骑车从南京找到北京，千里走单骑，为的是一个“爱”字……
父子—“你问我，我肯定给你讲。但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
陈宇的离家出走背后其实没有什么太戏剧化的故事。一如他的出生、他跟父母尤其是跟父亲的关系，相似的版本在很多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中一再上演。
1978年陈宇出生，而那年35岁的父亲陈鼎兴考上了北大数学系的研究生。无奈之际，陈宇生下来就被放到了上海姑姑家里，一直长到五岁才被接回南京父母身边。
陈鼎兴自言是个“开明的父亲”，他还记得把儿子从上海接回南京之前，爱读《
水浒传》、《
西游记》的他给儿子做了很多玩具，那些大刀、弓箭、金箍棒儿子很喜欢，经常全身披挂了跑到外面去玩。陈宇自小天资聪颖，但学习方法上很“个性”—不做作业，但书读得很多。对此，陈鼎兴的处理方法是：“我跟他小学老师说：不用太管他。我希望他能按他自己的性格发展。”
“这小家伙其实跟我蛮像的。我小时候上学也不做作业、不听讲的。他的封闭也像我。”儿子陈宇的自我封闭出现在他从大学退学后在家自考的三年，不回同学朋友的信，不肯向人求助，尤其是自己的父亲。陈鼎兴是数学教授，其著作《高等数学学习与提高指南—考研必读》颇受业内追捧。“他那时候在家自学，我跟他说，数学上的问题你可以问我。”可陈宇就是不肯开口，数学都如此，其他方面更是概莫能外。而父亲呢，“我的原则是：你问我，我肯定给你讲。但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
这种关系方式成了父子间的“主旋律”。甚至陈宇从不开口跟父母要钱。陈鼎兴记得陈宇上中学时喜欢踢足球，“如果他开口跟我说，我肯定会给他买。但他最后到底是从自己的饭钱里省下钱来给自己买了一个足球。”陈宇到上海去上大学，父母把钱寄到从小带他长大的上海姑姑那里，他需要就可以去拿，但陈宇依然是给他多少拿多少，跟姑姑也一样坚决不开口。
陈鼎兴从没想过这会是什么问题，因为他还有一个最欣赏最坚持的观点是“自立”：“人要自立，自己管自己。每一代管自己的事情。我老跟孩子们讲：‘将来我只管你们妈妈，不管你们。我就给你一个起点，以后你自己再去努力。希望你有比较好的结果。’”孩子们小的时候，陈鼎兴也不怎么带他们出去玩，只带妈妈去，他认为将来孩子们自己会有机会出去。
出走—“你们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我。”
陈宇第一次说起要去家人找不到的地方，是在从大学退学回来的火车上。
那是父母一起去接他回来的，儿子因为不喜欢所学的专业要从大学退学，连这样的决定父母都依从了。面对父母这样的开明，儿子说话的方式是一如既往的强硬：“我就算回来学了，将来也还是要出去的，到没人知道我的地方。你们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我。”
他这话是对母亲讲的。做母亲的听得出儿子心底的挫败感和压力—父母皆名校毕业、事业有成（母亲金逸芬是药研专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做这样家庭的孩子并不容易，从小在旁人的眼光和舆论里，“长大后有出息”就似乎注定是他的使命。可是她的孩子一直在适应正统学校教育和环境方面有问题。母亲听得很心痛，父亲呢，“我的观点，小孩子自立是好事情，要离开我们就离开我们好了。我倒是没有什么。”
接下来，陈宇回家自考的三年是一段相对安静的日子。他学得很认真，那么难的自考他全靠自学而且通过率相当高。父亲心里是佩服儿子的，赞赏他的学习能力，可是这些他想不起来要对儿子说，“我总觉得表扬这东西没用的。”父亲觉得由他给儿子的应该是另外的东西，比如激励。陈宇自考得差不多之后，开始准备离家。原定2002年春节后走，但时间到了他显出有些犹豫。他嘴上从来很硬：“你们这个家有什么待头，我就要走了，早晚都要走的，你们不要找我。”
母亲很理解，但父亲的头脑依然“理性”：“我这个人向来是言必行、行必果的。我心想你怎么说好走又不走呢。我就很认真地给他写一封信，我在信里写：‘你越早迈出这一步越好。准备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你只有出去以后才知道。我以后不再催你，你什么时候走你自己决定。’”陈宇带走了这封信。
2002年4月，陈宇走了。那天是姐姐送他上的火车，姐姐给他买了一个手机，但他坚决不肯让姐姐在南京给他入网，他说，入了网你们不就找得到我了。妈妈送到楼下，被他喝止：“你干吗！你回去！”他怕妈妈的眼泪。而爸爸，没有下楼。
找寻—“爸爸‘千里走单骑’为的是一个‘爱’字。”
2002年，陈宇初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清华大学招待所。母亲的清华老同学去火车站接的他，这是经母亲再三说服陈宇才接受的安排。那位老同学还借给陈宇一辆旧自行车。两三天后，陈宇打过一个告辞电话来，说他找到住的地方，走了。自此这个孤独倔强的孩子就从家人的视线里消失了。
五年后，2007年的秋天，做父亲的陈鼎兴65岁了，刚做了双眼白内障手术的他北上来找儿子陈宇，这段儿子当年离乡的旅途，他是骑自行车走过的。从南京到北京，9天，1200公里，生生成就了陈宇故事里唯一戏剧化的一笔—“千里走单骑”。陈鼎兴还写了一封信，他希望儿子有机会能看到：“古人‘千里走单骑’是为了一个‘义’字，爸爸‘千里走单骑’为的是一个‘爱’字。虽然，无法与你五年多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相比，但我这一趟历程，同样需要自信和勇气。”
一个“爱”字，就这样，说出口好难。可是儿子听到的时候，他的青春都已经过完了。“我有太多事需要检讨、跟儿子道歉。可是能怎么办呢，除非能从头再做一次父子。”做父亲的这句话，比他那段独骑千里听来更让人感觉辛酸。
2007年并不是陈鼎兴第一次伴妻到北京找儿子。儿子走后的第一个春节，老两口就相扶着来过。“2003年那个春节我们是在北京过的。那时候北京刚下过雪，他爸爸走在街上还摔了。”这样的细节做母亲的都不肯多讲，因为“怕对儿子不好”。所有的艰辛和心情于是只能想象。母亲金逸芬严格来说是个行动不方便的人，她的左眼近乎失明，一直有泪流下来，是30年前研制治疗白血病的新药攻关时留下的伤残。在2003年冬天那样雪后的风里，当她从那些逼仄潮湿的地下室一次次失望地走出来，她的泪水会在脸上结成冰。
之后2004年、2005年，母亲一个人又来过北京。那大海捞针一样的寻找无人知晓，她手里打印得密密麻麻的那一页页海淀区所有居委会的地址电话、她手绘的一幅幅路线图，都是证据。曾经，因为她的陈宇是个酷爱听摇滚的孩子，快60岁的她去北京摇滚人聚居的树村，去三里屯所有的酒吧，去“无名高地”。她还几乎跑遍了中关村所有的电子大厦，不肯落下任何一个摊位，看到跟陈宇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给他们看儿子的照片……
几乎一个普通人能够做的关于寻找的所有努力，她都尝试过。
2007年11月7日，深秋的北京寒雾迷离，在六郎庄路口（那是陈宇的暂住证登记上显示他现在居住的地方），清早六点开始，陈鼎兴、金逸芬夫妇俩就站在那里，三个小时，徒劳地想在上班的人群中辨认出儿子的脸……
陈宇，你看到了吗？
这不是陈宇父母第一次进京寻子，但却是他们第一次下决心求助网络和媒体。曾经是万般不愿，怕违了儿子隐身人海的意愿，引他逆反更加远离，也害怕、更是不肯由此给儿子招致舆论的压力。只是而今所有的顾忌都只能流着泪违心放下，因为无奈—日日时光的催逼，越来越深重的让人惶惑的担心，还有，作为一对只是普通人的父亲和母亲，他们能想的办法、能做的努力实在是都已穷尽。
就想，“告诉陈宇，爸爸妈妈在找他……”
就想，那孤身在外五年多吃苦打拼的孩子知道，他的饥寒悲喜有人惦记有人疼惜。
“如果，实在不想开口讲话，发个信息来就好，让爸爸妈妈知道你还平安……”
陈宇，你听到了吗？
李军//摘自2007年11月11日
《北京青年报》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