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联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到真诚地认罪悔过、恢复人的良知、把战犯管理所看成自己的再生之地，日本战犯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怎样一场灵魂的洗浴？请看下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战胜国可对侵略的被俘战犯自行审判。
1950年7月，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有：伪满洲国总务长武部六藏、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日本宪兵大佐斋滕美夫等。日本战犯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大权，颁布过“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粮谷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在执行“治安维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国同胞17．7万多人；铃木启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疯狂制造“无人区”，在河北滦县一次就杀死我国同胞1200多人；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谍对策”，先后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少佐支队长枷原秀夫，秘密制造细菌武器，将我国四万多名同胞做细菌试验，残酷折磨，然后惨无人道地丢进炼人炉里。他们的血腥罪行，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对这批战犯、汉奸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党中央、周总理及时作了指示。指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要认真做好我方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对他们进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和行动表现，做到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押到战犯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狰狞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后，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表示“宁愿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死”。战犯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对于我们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认为是我们的“软弱”。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叫嚷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诬蔑中国“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战犯来到管理所不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且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这时战犯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的消息，然后凑到一起，眉飞色舞地分析形势的发展，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看押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看押部队和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流动哨；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劫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1950年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消息，高兴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为了达到对日本战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压下他们狂妄嚣张的气焰，整顿监规，制止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气势汹汹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律严厉予以驳斥，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检讨。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为了利用这个典型，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座谈讨论，要所有闹监的战犯作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这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局面，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住了他们的思想动态，闹监现象也平息了下来。
从1951年开始，管理所开展了战犯认罪活动。管理所的同志一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待遇适当从优，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政策。同时揭露他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批驳他们的反动思想，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有关法律，从思想上给以强大压力，引起这些战犯强烈的思想斗争。
首先起来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级战犯。他们经过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中国完全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于起来揭发他们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级军官，他们原属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和第一一七师团，起来揭发日军师团长铃木启久、岸川健一，旅团长下枝龙南等5名将级战犯。指出他们在侵华期间大肆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且大批屠杀我国无辜群众、强奸妇女、烧毁村庄、掠夺财物等等罪行。这些揭发，在战犯中又是一次震动，一些将校级战犯面对是“杀身成仁”还是认罪服罪，动摇不定。管理所的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因势利导，选择认罪较早、态度较好、职位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战犯大会上公开坦白认罪。
古海忠之是“满洲国”的最高代表之一，是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是溥仪的操纵者，在战犯中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古海忠之在战犯大会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并说：“我犯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灾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现在我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许多日伪官吏，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了各种罪行，我应负重大责任，我推卸不掉夺去1200万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掠夺中国500亿美元财富的重大责任，请求中国政府给我以正义的制裁，追究我的全部责任，处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后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仅打动了中下级战犯，也开始动摇了一些上层战犯。但是，使将校级战犯真正坦白交代还需要进行斗争。有些战犯害怕坦白了会加重处罚，甚至会为中国当局提供杀头的司法依据。管理所研究，他们所以不作交代，还是因为他们有个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须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发动思想改造，开展政治攻势。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从击破他们的反动世界观入手，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国际法》等。凡是学习好的，予以表扬；个别拒绝学习的，单独关押，加以隔离。为了把学习深入下去，消除他们坦白交代后会加重处罚的疑虑，进一步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了三个问题，要他们讨论：
一、是谁把你们推上战争犯罪道路的？
二、应当如何看待发动战争的天皇？你们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的？
三、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一条新生之路？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战犯思想斗争更加尖锐，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很快掀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高潮。日军一名大尉中队长，罪行严重，交代比较彻底。他坦白交代说：“过去我崇拜天皇，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把我驱赶到侵略中国的战场，我却认为是优等民族指导劣等民族的正义之举，甚至把杀人放火当做忠君爱国的英雄作为。1943年底，袭击湖北省向阳寺村时，使全村化为火海，成千人被杀绝，我那以卖鱼为生的父亲、当过纺织工人的母亲，希望我犯下这样的罪恶吗？不是!是我的上官!是日本军国主义!我要控诉!”通过这次学习和揭发控诉，不少战犯有所醒悟，认为美帝国主义进驻日本，同样在践踏日本人民，所谓侵略中国是“民族生存论”，完全是欺骗日本人民。但是少数将校级战犯，仍然不肯低头认罪。有的说：“杀人放火都是下级军官干的。”这就激怒了尉级战犯，他们纷纷起来揭发。如日军少将旅团长长岛勤的部下，起来指着长岛勤说：“请问哪一条罪行，不是你们发令犯下的，难道所有的罪行都是我们部下的？没有你们校官、将官的份吗？!”问得长岛勤哑口无言。经过几次较量和瓦解，日本战犯也开始分崩离析。从此，他们为了争取宽大，都开始坦白交代。
为了促使日本战犯转变，管理所从人道的方方面面给予他们关爱和照顾。战犯吃得比部队好得多，日本战犯按将、校、尉，分别吃小灶、中灶、大灶，主食一律大米和白面。为了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在看管上撤掉明岗，换上暗哨，把每天放风的时间增加到3个小时，允许他们在室外散步、做操，并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对患病的战犯给予最好的治疗。战犯们由于长期关押在监舍里缺少活动，尽管吃得好、穿得暖，体质却普遍下降。这时上级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通过劳动改造战犯的重要指示。管理所积极贯彻，先后创办了战犯农场和制瓦厂，组织战犯进行劳动改造。早上要押解战犯上工地劳动，晚上要押解战犯收工回所。这样部队的任务加重了，看押难度加大了，战士们也更累了。但大家都表示，只要对战犯思想改造有利，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再累再苦也愿意。为了不发生意外，执勤部队事先察看农场和制瓦厂的地形，确定了押解路线和兵力分配及哨位的设置，并进行实地演练。头几天上下工，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的是想伺机复仇。哨兵一面观察战犯的动向，一面注意群众的反应，防止有人投石块和其他物体伤害战犯。
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对战犯进行审讯，要他们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惩处。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不吃饭，有的睡不着觉，夜间躺在床上偷偷哭泣。为了防止他们自杀，管理所和战士们把防止战犯逃跑为主的执勤方案，修改成防止战犯自杀为主的执勤方案，取消了墙外的巡逻小组，撤掉了院内的一些固定哨，增加了监舍流动哨，并要求哨兵加强责任心，认真观察每一个战犯的思想变化，一发现反常现象马上向管理所值班人员报告。由于执勤方案修改及时和哨兵尽职尽责，多次制止了战犯的自杀企图。
战犯经过一番坦白交代和认罪悔过之后，恢复了人的良知，他们真正认识到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也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他们把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成再生之地，把中国人民看成恩人。
1956年春天，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组织他们分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先后组织这些战犯到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科学文化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等99个单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战犯都感慨万端，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特别是参观遭受过他们血洗的地方时，他们忏悔地跪在群众面前，痛哭流涕地要求处以极刑。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宣判。每当法庭上宣布对他们判刑或免予起诉之后，个个泣不成声，一再表示向中国人民谢罪，感谢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改造。有一名出身日本农民家庭的少将战犯，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到中国来屠杀中国农民兄弟，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谢罪。”战犯们不住地向在场的人们鞠躬，不住地向执勤哨兵鞠躬。这时，管理人员才真正认识到党中央对战犯改造政策的伟大，认识到周总理“不跑一个、不死一个”指示的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