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近一两年来，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关于媒体文化的专书《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以下简称《媒体文化》）及《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以下简称《媒体奇观》），与讨论文化研究的文章《失去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陆续在中国大陆被翻译为中文。应该看到，凯尔纳的这些论著，连同其尚未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自有其一贯之处——都是将法兰克福学派进行脉络化的解读，并进一步分析文化工业的形成、运作以及文本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联。这一分析方式看来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不过，媒体研究（主要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一九七○年迄今对文化研究一直批判不断，由这一批评脉络来审视，则凯尔纳的分析方式在理论上确实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凯尔纳的观点对曾有着法兰克福学派情结的大陆文化研究来说，也同样有其参考之处。
       文化研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并催生了该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引领了一波新的批判风潮，不过，同样源生于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对文化研究的持续批判，却是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宗旨，可以默多克（Graham Murdock）与戈尔丁（Peter Golding）发表于一九七三年的《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一文为代表。这篇文章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主要的一点，是对生产与分配商品的工业与商业组织的研究，其次，是以经济但同时也是政治的取向研究媒体生产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面向。文章同时也针对当时英国复杂的媒体生态（如广播、报纸、唱片业等）进行分析，并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默多克本人早年也曾参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不过，最终却与文化研究分道扬镳，他对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可见于他与戈尔丁在一九七八年英国社会学年会上所发表的文章《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关于决定论的问题》（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一文。在文中，他们指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与霍尔（Stuart Hall）来说，媒体“最主要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但默多克与戈尔丁却认为，媒体“最主要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之下，生产与分配商品的工商业组织”。由这样的观点引申开来，默多克与戈尔丁针对当时跨国公司大量进入英国的文化市场这一现象，指出，对这样的现象，应该具有与文化研究不同的分析方式——霍尔延循葛兰西的分析方式，只着重于研究单一国家内部的文化霸权形成过程，也就是只专注于传媒与国家之关系的分析。默多克与戈尔丁则认为，国家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将它放在一个国家与跨国间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之内审视，才能充分地掌握国家的重要性与其所扮演的具体角色。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文化研究的批判，并非仅止于默多克与戈尔丁，不过，多年来，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攻防多是隔空交火，直到一九九五年，在美国传播学界的重要刊物《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上才发生了正面交锋的对话与批判。虽说这是第一次正面对决，但纵观论争中双方的攻守，大致可说是两个领域二十多年来互相批判的各个焦点的总集合。在这场攻防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伽纳姆（Nicholas Garnham）与文化研究的格拉斯堡（Larry Grossberg）两人的论锋最为犀利，论辩也最为全面。其中涉及两个彼此相扣的问题，第一,是学科与终极关怀或者说是运动目标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关于方法论的论辩。
       伽纳姆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再合作或分离》（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Reconciliation or Divorce?）一文当中首先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敌意，肇始于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误解，文化研究的意图只有在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重新连结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达成；他并指出，文化研究主要做出了两大发展：第一，意识形态问题被大量讨论；第二，主导／从属的概念被从阶级分析扩大运用到了对种族与性别的审视中，这第二种发展的结果，是使得对手不仅包括资本主义，还包括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所说的“白人父权体制”。“对手”到底是谁？伽纳姆回顾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几位奠基者威廉姆斯、汤普森等人的作品，然后指出，早期的文化研究的目标致力于找出，是在什么样的机制之下，导致受支配者沉迷于某种意识形态、“虚假意识”之中，以至于受支配者无法被动员起来支持解放的大业。这里提出“虚假意识”，其意并非是在指责大众，也不是要以精英立场去指导大众，而是在于明确这样一个实情：尽管受支配阶级在人数上要远多于支配者，但却不能以行动去支持解放、推翻资本主义文明。伽纳姆进而指出，正是强调“虚假意识”的存在，才能让知识分子得到适才适所的角色，因为：第一，知识分子只有在承认了这样一个前提之后，才能说是站在了一个必要而有正当性的分工位置，从事着从受支配阶级纷乱分裂的经验中，打造阶级意识的工作；第二，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一研究而提供了关于支配的结构及抗争地形的地图，然后才能从中提炼有效的政治策略。受支配阶级对“虚假意识”的体认，恰恰成为催发能动力量的基础。伽纳姆最后指出，虽然种族与性别在研究与实际形势中都有其重要性，但是对阶级的关切仍然应该占优先地位。
       面对伽纳姆的批判，格拉斯堡则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谁人挑起这个论争？》（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e Debate? ）一文当中指出，伽纳姆其实误解了英国文化研究奠基者的企图。尽管文化研究者采取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态度，但是，这并不表示文化研究是挪用政治经济学的模式来解释文化现象，事实上，文化研究是有意识地、单纯地以经济学思路解释文化的方法保持着距离。格拉斯堡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政治事业，其内部其实包容了不同学科与思潮，这些学科与思潮有着各自的发展方向，彼此间且多有质疑与论辩（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结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主义的质疑），这些论辩则促生了文化研究发展过程当中的几波转折（或者说调整），因此，文化研究必须在坚持将问题脉络化，以及坚持在开放的、接受挑战的状态中不断调整维持其进程。面对伽纳姆所提出的分析方法，格拉斯堡提出反驳：首先，这是一种去历史化（ahistory）的分析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是各个有所不同的，我们如果凭单一标准，又如何能够说明这些不同？为什么有些现象会发生在美国而不是法国或日本？这种具体情况，不仅不是上层结构的问题，也不是所有者、生产工具／受雇劳工简单二元划分可以分析的问题;正因为伽纳姆忽略了文化研究所强调的“接合”——生产、消费、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如何扣连的问题，以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无法解释上述实际情况。
       历经这场论战之后，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是否可以有其结合之处？悲观者以默多克为代表，乐观者则以凯尔纳为代表。默多克长期对文化研究的批判，近年来似乎有更加激烈之势，他甚至提出了放弃“文化研究”的说法。默多克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长期致力于对象征系统的分析，其次是对社会系统的分析。对经济系统，它几乎一窍不通。所以，在英语里，我们可以完全放弃‘文化研究’一词，代之以对急剧变迁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这也是我在自己研究工作中想要努力做到的。”
       就凯尔纳来说，他一方面承认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差异，但另一方面，却提出了共同的、迫在眉睫的研究目标。二○○一年，凯尔纳与达勒姆（Meenashi Gigi Durham）合编的《媒体与文化研究》（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一书当中，强调了这样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与文化研究在传播与文化研究领域再制了许多不同的流派，而这两个领域有彼此相异的方法论、研究客体、文本的内容；这是源于传播研究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并以媒体与传播为研究对象，而文化研究则是以人文学科为基础、以文本的视角关注文化”。但是，凯尔纳与达勒姆进一步指出，在新的经济全球化形势之下，文化研究或是媒体研究都必须把握住全球、国家以及地方的媒体的生产与分配的问题。
       然而，其可能的连结何在？凯尔纳将法兰克福学派进行脉络化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研究领域有着尴尬的位置；尽管“文化工业”一词频繁地被文化研究领域所使用，但文化研究领域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却也未见稍缓，最尖锐的批判，或许如斯托雷（John Storey）所言：“法兰克福学派尽管熟稔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处理流行文化的文化消费时，根本上还是一种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谈论他者文化的保守论述（一种区分‘我们’与‘他们’的论述）；此外，从这种分析出发，我们再一次面对文化消费时，几乎看不到任何批判可以参与的空间，只有这种一切答案了然于胸的高傲。”然而，有趣的是，尽管文化研究领域当中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诸多争议，但是，几乎所有的文化研究读本当中，都收录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著名篇章《论文化工业》。那么，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研究之间的适切关系应该是什么？凯尔纳在一九八九年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Critical Theory, Marxism and Modernity）一书当中，就将法兰克福学派进行脉络化的解读。在他眼中，将《论文化工业》收录其中的《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一书，其意义并非在于提出一个总体性的哲学论述，而是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社会化过程；在凯尔纳发表于一九九七年的《失去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一文中，这个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同时，凯尔纳还尝试指点出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可能起点。依笔者的理解，凯尔纳似乎认为，英国文化研究在其发展之初，即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高／低文化的划分方式做了告别，而专注于工人阶级或是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却忘记了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关于资本主义之下的文化工业的讨论。特别是当文化研究因为只侧重文本分析，但忘却政治经济分析，而遭到传播政治经济学强烈批判之际，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便显得格外有意义。惟有将文化工业的观念与文化研究产生连结，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才有可能开启合作关系。从理论上来看，重要的是，重新纳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既是文化的（这是文化研究所侧重的面向），同时也是商品（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重点）；找回这一“失去的联合”，正可让文化研究走出既有框架。同年，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出版了名为《对文化研究的质疑》（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的合集，在这本合集当中，可以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的不同看法。而凯尔纳则在《跨越鸿沟：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Overcoming the Divide: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当中，回顾了文化研究中的文本研究与阅听人研究，然后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有助于这两类研究。在《媒体文化》及《媒体奇观》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将“文化工业”进行政治经济学的解读的方式——这或许可说是凯尔纳将前述理论具体化的例子。在《媒体文化》一书中的海湾战争个案研究里，他指出了在官方意识形态／市场之间、自由与保守的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自由的与保守的媒体又如何塑造出与官方意识形态相符合的主流论述;《媒体奇观》一书当中，他又提出技术／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密关联，用以分析当代美国的媒体现象。
       凯尔纳的分析方式，或有可供大陆文化研究参考之处。大陆文化研究当中存有某种“法兰克福学派情结”，赵勇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从一篇被遗忘的“序言”说起》一文，就谈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在大陆的“理论旅行”，以及大陆知识分子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同态度。然而，尽管大陆知识分子面对法兰克福学派具有不同的态度，但面对全面市场化以来流行文化的盛行，法兰克福学派却几乎成了他们批判流行文化的惟一理论武器（大陆知识分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偏好，有其特定的脉络，这也构成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媒体欠缺分析的不信任、高／低文化的区隔等观点，更构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文化批判的主流论述。如果以近年来一个重要议题——媒体与社会身份想像（如中产阶级、小资、白领、成功人士等）之间的关联来看，九十年代的分析方式大致出现媒体炒作、同一性、虚幻意识之类的“关键词”。然而，问题可能是更复杂的，例如为什么某些媒体所指向的社会身份想像是小资？有的则是中产阶级？有的则是其他？如果不将文化工业在脉络化的前提下，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我们极可能无法从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理解本土／全球之间的文化工业的迁转，乃至个别文本的变化。此外，有关媒体研究的书籍，在大陆的出版也愈来愈多，其中大约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将媒体视为一种如MBA的经营项目，这类书籍当中不乏媒体经营成功者的传奇故事，这或许与来自市场的“传媒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产业”的看法有关；另一类则是源自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逐步建立的实证研究取向，也就是尝试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方法论就受众、市场进行实证的分析；最后一类，但也是最为薄弱的一类，则是对媒体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与解读。
       千禧年后，是否会有所不同？也许凯尔纳的提法会是个可能的参考。
       （《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道格拉斯·凯尔纳著，丁宁译，商务印书馆二○○四年三月版，30.00元；《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三年十二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