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一天，几个读书人聚在陈原（1918—2004，出版家、语言学家）的病房里商量办一份杂志。大家觉得“噩梦”醒过来之后该有一个园地，让读书人抒发他们的情怀，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呼唤被压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这一年的4月，“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读书》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屡经沧桑的文化老人，为这份杂志重新焕发着青春的激情。一年后，沈昌文进入《读书》编辑部。
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谈到上世纪80年代读书和思想界的历史，少不了要谈《读书》这本杂志。许多人都会说，你编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沈昌文（以下简称“沈”）：《读书》是这样的，我是躬逢其盛而已。《读书》创办的时候，我还在干别的。一直等到1980年四五月的时候，我才加入《读书》杂志。《读书》杂志已经出版了一些时候，我们那个年龄大概都算是“工作需要”吧。（笑）当时，陈原他们一些老人家已经把《读书》办成了。我只不过是接过手来，按照他们的路子走。我并不是很有文化修养，不是很干练。我的长处就是很“听话”，那些老头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听话”听到什么程度呢？最后是老头不讲，我也知道他大体什么意思了。或者讲一句话，我就知道他大概要说什么了。陈原老喜欢讲外国话，他的外国话大概就几个词，我就知道老头要说什么了。当然老头就很得心应手了。《读书》杂志的创意等等，我都没有怎么出力。（笑）
记：当时的《读书》编辑部，好像一些编辑都不是高学历，吴彬原来是工人，赵丽雅原来是卡车司机，后来都成了知名文化人。这种风气是怎样的？
沈：当时《读书》奉行一条“干部路线”，这条路线现在当然不能用了，就是要“好人家”出身，要知识分子家庭、文人家庭。这样，他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很多文人。比如吴彬，她刚开始就叫我们叔叔阿姨，因为她是吴祖光的外甥女，在吴祖光家里长大的嘛。比如赵丽雅，她从小跟祖父母长大的，受了熏陶以后，能够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写信都写得很好，写信的语言都不是工农兵语言，而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语言，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地道的“腐朽”的知识分子语言，这个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很受用，她给金克木教授、张中行先生写信，特别是张老，觉得很难有一个编辑能够这样给他写信。张老还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就是《赵丽雅》。当时也招了一些有高学历的，反而在编辑工作上没有成就。这是当年《读书》一个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地方，今天当然用不到了。
记：这些人国学的功底深，西学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沈：西学方面没有找到人，主要依靠外边的，冯亦代、董鼎山这些西学的专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总来我们《读书》杂志看看、聊天，他们也很需要那种氛围交流，大家谈得来。
记：这种风气很重要，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二流堂”、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黄永玉的“万荷堂”都是这样。大家不是同一个专业，在一起交流，有一种大的文化观念。
沈：重要的是，要有思想要交流，我们就是不断地搜集研究这些事情，然后才想出一个题目来。所以，到现在我还欣赏，文化工作思想上要有一个这样的观念，要尽量吃饭、尽量可以说坏话，然后用不用稿子就是你的事情。这样，就比较容易成功，容易在圈子里树立影响。比如金克木教授，那都是几十年不说话的知识分子，到了这个氛围里就说话，他说起话来简直是不得了，聪明到什么程度啊？都握手说再见了，他还要说15分钟，至少15分钟。因为他的聪明用不完啊，是在肚子里东西太多，憋了很久。所以，跟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打交道，必须采用这种松散的模式，三联书店的编辑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
记：现在文化界多是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很少不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这一辈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种观念了。
沈：这个我倒是觉得遗憾，我觉得特别是做出版的更不能专业分工。要善与人同，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而且要自己甘心处于为人服务的状态。比如听大家讲话，谁说了一本什么书，我明天就要想办法找到这本书，跟他说去。赵丽雅最有这个本领了。这样子，完全不考虑目前的功利，都是为了长远的教化。对于出版来说，我还是相信，最根本的，编辑要跟作者有一个长远的交往、文化上的认同，中外都是一样的。我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不如赵丽雅他们，但是我也很努力。尤其是现在，比如明天我要跟一个作者吃饭了，我要马上查google，网上去查查他最近的想法，这样谈话才有共同点。拍马屁也能拍到点子上啊。（大笑）
1954年，一位出版老前辈曾彦修，是你们广东来的大领导，他曾当过南方日报社长（1950年～1952年），我是他的秘书。他教我们“以文会友”，我一直受用，做编辑就要“以文会友”。你肚子里没文，作者就觉得跟你没有意思。你送他什么他都不高兴，就不如送他一本书。他真想看到一本书，他想看的但是买不到的，十几块钱比你送他一个花篮甚至别的好多了。文化人啊，都不计较这些事情，要在文化上有认同。1957年以前，那些老前辈在一起聊天，聊的都是“以文会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拿来主义”这些话头，聊到的作家学者都是陈寅恪、陈登原、陈达、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这些人。这些话头，我天天耳濡目染。可惜到了1957年话头都给打断。20多年过去，基本上还是这么些人，又借着《读书》杂志把话头接上了。
记：当时《读书》杂志汇集了各种流派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办成小圈子内的“同人杂志”，你又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呢？
沈：那些老先生非常注重各种流派的交流，不同的言论可以在一个杂志里进行讨论。我在《读书》杂志里边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远在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老师，看了我的文章给我反映，我觉得他的反映真好。所以，我对每一期的读者来信都非常注重，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读者来信，看看读者有什么反响。这些读者中，有的可能是甘肃某一个县的中学老师，而我在北京的大机关里，以前根本不会在意他们。但是后来看了他们的来信发现他们的思路跟我们很合拍，大家容易取得共同认识，这样的来信我还保存很多很多。有时间的话，我还想重新整理，现在没有时间。
抱着开放的心态，《读书》注意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在1985年第11期《读书》的编后语中，沈昌文说：“我们希望读书界、理论界、文化界有一个开放气氛，其理在此。开放以后有了不同的看法怎么办？讨论、分析、研究就是。”同时，沈昌文善于将《读书》杂志的资源转化为三联书店的出版资源。
记：你有时间的话，把跟这些人的交往再写一本书，不要只出一本《阁楼人语》哪。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搞外文翻译的，把外国的思想介绍到《读书》杂志里。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沈：外来的东西的开头真正得益于冯亦代先生。冯亦代先生是真正的外国通。他了解美国，写过很多东西，他本身也有很多研究。并且，他善于启发别人来做这些事情。更主要的是，他给我介绍朋友，于是就开了很多专栏。后来，朋友约得多了，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图书。举个例子，比如《第三次浪潮》，我跟韩素音一起吃饭，我一点没有想起来要跟韩素音谈书。我就问韩女士：“我马上要到美国去访问了，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啊？”韩素音当然指点我，说：“你注意，第一要衬衫，第二要皮鞋。你不要以为披在外边的衣服要像样子，但是美国人最看重的不是这个，而是你的衬衫和皮鞋，这是身份的标志。”就在那次吃饭时，她跟我讲了，美国出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出版以后很有影响，大家都惊讶了。我们决心由此突破，大力引进新思潮。
从《第三次浪潮》开始是美国新思潮。后来，我接受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现在对出版界还是有用，就是我们要研究这个新思潮的来源。因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很多新思潮的前身，别说十几年前。所以，我们中国的问题跟那个比起来，我们觉得太远不可及了。像现在考虑新左派的观点一样，我对新左派观点也很佩服了，但那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发达了，自由主义变成了一个普遍观念了。任何一个观念都有错误的地方，社会上普遍自由主义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新左派思潮应该说是很有作用的。这个观点也是在很多老人家的启发下，我才开始做。一开始是房龙，房龙一下子轰动了，一本《宽容》出来，一印便是15万册。现在遗憾，三联不印房龙的书了，都给其他地方印了。我记得《宽容》有10个译本。他讲的都是资本主义中期的事情，对中国还特别有用。可能在美国已经不需要讲“宽容”了，如果讲“不宽容”反而可能还能引起注意。对于中国，尤其是当年，特别有用。
记：你们那时候已经想到，三联书店借助《读书》杂志这个平台发展出版事业了？
沈：对。主要是跟《读书》杂志连在一起，就是这些人，这些作者就是《读书》的作者。所以我现在还是主张，出版社要办杂志，通过杂志了解思想界的脉搏，最主要知道脉搏，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当然，要有上面掌权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要把上面的精神跟各方面的思想协调好。然后出书，我们很堕落的思想是，看了我的书以后怕产生很激烈的冲突，怕产生很危险的思想。就让他去产生吧，你不要介入，你介入就很麻烦，我为了保全我的帽子，为了保全我的看法，这是我当时的“反革命策略”。（笑）我经常告诉我们的编辑，最后的结论你不要下。我们只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告诉你历史的经验。因为在中国编刊有一个好处，中国发展得比较慢，历史经验太多了。而且我发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各国做过的，很少有没有做过的。一直到现在，传统思想、国学等等，尽管外国没有国学，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房地产，你去查外国的历史，都是外国做过的，都有城市改造、环境等问题，我们要吸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出版界就是要提供一种氛围，提供一种材料。可以作结论的作结论，但是尽可能不要作结论。因为你要相信，别人比你聪明，读者比你聪明。我们做编辑的可以不怎么介入，能介入也不要介入。这样人生的乐趣也在于此，太介入就太烦恼了。（大笑）
1994年，沈昌文、吴彬、赵丽雅、陆灏协助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书趣文丛”，署名：“总策划：脉望。”199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间咖啡馆里，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老总俞晓群聚会。陈子善从书包中取出几本上世纪40年代的老《万象》。沈昌文说，我们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张？便有了后来的《万象》杂志。
记：你从《读书》退下来以后，《万象》是怎么一回事？
沈：《万象》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情。1996年1月1日，早晨9点钟，人事干部打电话给我说，说我已经在昨天下午退休了。退休了以后，我对《读书》还感兴趣，没死心。我要求还管《读书》，领导开始还同意。1996年以后，我还管一点《读书》。但是很快没多久，领导上就宣布了一个决定：退休的不再担任政务，除了政协委员等等。于是我就任何职务都不担任了。这样我就又想做一个杂志。
我在编《读书》的时候，一直对《读书》有一个想法。《读书》在当时老前辈定的是思想性的刊物，特别强调思想性。因为当年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而且陈翰伯、陈原都是非常有思想的。那么，我的兴趣不在思想性，而在趣味性。我想做趣味性的，而又比较能登堂入室的趣味性。上海有两种趣味性，我13岁在上海做学徒，就是在柜台上看小报长大的。小报看看没有味道，我才开始注意柯灵先生主编的老《万象》，那个时候已经停刊了，但是在马路上还可以买到旧的刊物。特别是我的老板的弟弟去世，留下来不少好的《万象》。我经常看，是店里唯一喜欢这种东西的人。
退休以后，没有事情了，我跟柯灵又比较熟，老去拜访他。于是谈起《万象》，想复办。当年，我记得李欧梵谈过，他特别赞成。他熟悉上海文坛，他特别赞成恢复，我就把他请来（当顾问）。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恢复了以后，我就没有管，完全是陆灏在管。
记：为什么会想到让陆灏做呢？
沈：他是《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我们就认识了，觉得这年轻人谈起《万象》的想法很不错。有偶然也有必然。
记：很有意思，出版是辽教，陆灏在上海，你又在北京。
沈：我不看稿子，都是陆灏他们在搞。开始每期给我一份校样，现在没有了。排校全在上海，辽教很重视。
记：我现在每期都看《万象》。《读书》大概一年买一期。
沈：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资。（笑）
记：我觉得《万象》还不是小资，是遗老遗少。（沈昌文大笑）《万象》有一个特点，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老的，但是写的人受过西学的教育，懂得西方那一套，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中西结合得很好，有趣味性。
沈：对于这一条我总是奉劝。你是从广东来的，我特别可以说说。中国要特别注意海外的东西。中国（大陆）的发展比西方落后，包括比我们自己的台湾都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情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所以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在世的时候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易读）。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