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关于包拯的书，总有几个疑惑：他为什么很少有朋友呢？他为什么不笑呢？为什么很少有关于他的资料呢？为什么⋯⋯
宋仁宗时期，士大夫们诗酒往来十分稠密，当时的名臣，都留下了许多丰富的记录，唯独包公，关于他的个人资料，几乎没有一点指爪可寻。
史书里只简单地记载，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如果勉强算得上有“往来”的话，那就是他鞭打他那有违法行为的表舅时，曾经有过“往来”。
包公流传下来的文字寥寥可数，只有他早年时写的一首短诗，晚年时写的一篇家训，其余的全都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直严谨的典范，从头到脚你都找不到他一丝的毛病。他在政治上，所有的言行，都出于公心，在私生活中，德行修养，也没有一点破绽，似乎从没有处过暗室。他里里外外都处于不败之地。
但从常识上来讲，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道德不是“灭人欲”，而是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而在包公身上，你似乎看不到克制的痕迹，他像一轮明月一样，让你无话可说。
欧阳修评价包公时说，因为人心隔肚皮，所以，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这话听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假如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中、一个人一生的操行中，没有半点感情因素，那么，这个人的一生是不是有些含糊、有些囫囵呢？
欧阳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两件事，一件事发生在包公和宋祁之间，另一件事发生在包公和张方平之间。
宋祁是比较有才华的文官，他有个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包公抨击宋祁的理由是，宋祁任职成都时，“多游宴”，成都之人对他的奢侈很不满意——在此之前，包公曾弹劾过宋祁的哥哥。
和自己的哥哥比起来，宋祁的生活确实有点铺张，但是，当时的文官大多好游宴，已成风气，如果要以这个为罪的话，那么，朝廷中有一大半的文官都要被卸官了。何况，宋祁并不是不干正事，他结束宴会后，每晚都在灯下修唐书。
宋祁死后，成都有数千人前去哭拜，似乎他的名声也不是很坏。
包公参劾、攻讦的另一个人是张方平。张方平是颇有才干的豪迈之人，当时京城有人拍卖一处房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包公立刻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说他“无廉耻”，列了不少条罪状。
张方平确实不够谨慎，但是，仅凭这一点，似乎也不足以立“无耻”之论。
碰巧的是，张方平和宋祁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而吕夷简曾经提拔过包公，对包公有恩。如果包公是因为吕夷简而弹劾张方平和宋家兄弟的话，倒还让人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三亲六故嘛。但是，没有，无论事前事后，包公都是堂堂正正的，没有半分徇私。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宋朝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对包公的记录，实在少之又少。
王安石曾与包公是上下级的关系，两个人又都受过欧阳修的举荐，多少有些过从，但是，即便如此，王安石撰写的整部《
临川集》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包公。其他文人那里也是如此。
幸亏包公身边还有一位吴奎，给他撰写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给他的奏议结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恐怕包公的形象，只剩下元杂剧中的了。
之所以这样，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的：对包公，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这大概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吧。
最奇异的是，包公不笑。当时流传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得。
史籍上未曾记载包公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但不管为什么，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会喜欢有这样的一位同事，这样的一位邻居，或这样的一位表外甥。
李国忠摘自《望东方周刊》
2007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