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观察我国各地的民情，大致上存在一种规律性现象：那些商业文化发育相对滞后的地区的人们会更为豪爽。甚至是相识不久，人们也会把胸脯拍得嘣嘣作响：“哥们，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样一来，大家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了。但是，如果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也就不存在交易了。所以，这样的文化就很难与市场经济相容。
       相反，在上海这个我国商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城市，人们会非常在乎利益和责任的边界。无论好东西坏东西，收获还是付出，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跟自己“搭界”与否。与自己搭界的责任，如果试图逃脱，在上海人中间是被看不起的。如果是属于自己的利益，上海人也会认为攥在手里是理所当然。这种边界观成为一种文化后，上海人会很注意管束自己，尽量不要踩到别人的地界。在上海，如果乱了边界，不该管的事情瞎管，该问的事情不问，这样的事情做得多了，就叫“拎不清”、“十三点”。
       这种处世态度固然是为了自己，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对多元化社会的认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没有?总不见得自己的叫声才是森林里唯一正确的声音。上海人对这一点很“拎得清”，这种“各管各”的态度集成了一种对个性的宽容，为外来文化和标新立异拓宽了生存空间。在宏观层面上，就成了“海纳百川”，一种大都市的胸襟气度。
       边界在上海人心目中的重要，在人们的日常话语中表现得异常突出。一个人反驳别人的干涉，无须找出很多理由，而只需轻轻的一句“关侬啥事体?”即“与你何干?”干涉者通常就不说话了，因为这是上海人最权威的理由。反过来，一个人如果拒绝参与某事，他往往也就是一句“关我啥事体?”这意味着问题已无须讨论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然，边界观意味着对于界内的事情上海人会负起责任。如果一个人做了分内的事情而受到夸奖，例如，他帮了一个朋友的忙，当这个朋友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可能会说“不搭界”。一个外地朋友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其实这个上海人是在说，这是他的分内事，你的感谢因此是没有必要的。
       清晰的边界观有时候会转变为小气和过度较真，这种现象在上海小市民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好气又好笑。某甲与某乙共用灶间。某一晚上，某甲正烧饭，某乙进来灌开水。那时，他们都是每家灶头上方有自己的电灯的。乙贪图方便，没有开灯，而是借了甲的光。甲就老大不高兴。后来，两家发生了更大的矛盾，甲在吵架时把这件事也抖搂了出来。旁观者闻之无不为之叹服。到一个居委会去，问一下邻居纠纷的缘由，绝大多数就是这种小事。当然，家庭纠纷也是如此。某君对老娘倒也孝顺，老人生病时昼夜守护，汤药伺候，平时也有种种好处。但有一点，老人有点偏爱一手带大的其弟弟的孩子。为此，他不仅跟老人斗嘴，就在笔者与之交谈的时候，他也是满腹伤心事，一把辛酸泪，讲来讲去，都是与此有关的鸡毛蒜皮。
       当然，过度计较的毛病很可能与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生活空间的过度压缩有关。相互不熟悉、不亲密、不被认可的人距离过近，人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会有一种不安定感。计较，其实并非计较那几分钱，而可能下意识地捍卫自己的生活领地。近年来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人们为琐事纠缠不休的现象确实已大为减少了。
       边界意识强烈并不意味着上海人抗拒集体和公共行为。相反，这座城市的集体行动可能是最普遍的，最有效的。这一特点与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密不可分。即使从春秋吴越时期算起，数千年的大区域网状水利建设不可能不对社区结构和组织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社会，这种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维护和权益分配，要求更依赖协调、合作、互助和宽容。一定程度上，这是江南水乡文化柔和的来源。应该说，这也是江南近代工业化最早起步，并且较为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国家级河道、州县级河道、乡村水网，是人们生活、生产、出行、运输、防灾的依靠，是决定社会盛衰存亡的公共系统。如此重大的公共物品，它的建设和维护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也必须有相应的思想意识 所以，按地区区分，水乡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强调公共意识的。年复一年的对这一巨大系统的维护固然需要组织、协调和管理，但也必须以人们的自愿为基础在传统社会，修桥铺路是乡间邻里最为认同的义举善举，雨天被行人踩坏的路面，天晴后总会有人加以修缮。这种普遍的公共意识，是现代化极为有利的要素。
       上海人的集体行为主要发生在单位，虽然学者们说，人们已经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了，但至少在上海，这样说是言过其实的。
       不过，单位们似乎并不因此烦恼。有人说。如果某些地方的人们对单位的态度更像猫的话，上海人对待单位的态度似乎更像狗。猫饿了困了，才会想到家，狗更多的是对家的忠诚。通常，一个人打电话回家告知晚饭不回家吃，最坏的理由是哥们聚会，稍好的理由是业务上的应酬，最好的理由是加班。加班这两个字的威力简直如同红头文件，家人会无条件地接受。
       事实上，上海人的加班也真多。那些健康运转的单位，包括政府机构及其附属的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研究所、运行良好的企业，加班现象都很普遍一个数量颇为庞大的人群可以被命名为“加班一族”，对于他们来说，加班成了生活的常态，不加班反而不正常了。某一天不加班了，那个人拎了包会欲走还留，磨磨蹭蹭，甚至显得失魂落魄。之所以加班，通常不是因为白天工作效率不高，往往是因为效率带来了新的任务。
       即使不属于加班族，上海人对单位的情感也很难用言语说清楚。单位，其实是人们的第二个家，人们依恋的，不仅是单位给予他们的种种好处，更重要的是个人的成长史在单位的积淀 个人生命被编织在单位，生活被融入事业，精明的上海人也就形成了对单位的忠诚。与上海人交谈，很容易发现，人们最感到自豪的是单位的什么事需要依靠他“摆平”、某君曾接到任务，为单位组织一次秋游。为了这样一件“大事”，他付出了大量业余时间，甚至会跑到可能选择的几个旅行社，只为了亲眼看一下车辆的舒适性。这种责任感在上海人中相当普遍。
       现在“新上海人”多了，用工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跳槽现象多了起来。但这些年轻人跳来跳去，一般在30到35岁之间也就会安定下来了，与“单位”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密切，无疑，其中有年龄和家庭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上海强大的“雇员”文化对新上海人的同化作用也相当重要。
       所谓“雇员”文化，指的是那种推动上海人成为优秀雇员而不是老板的文化应该说这没有什么不好，一个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优秀雇员的地方，肯定会对老板产生难以抗拒的诱惑力 我们这里需要谈论的是，雇员文化使人们将生活领
       域扩展至单位，家庭与单位，生活与事业的边界因此模糊，生活的空间也因此扩大。但另一方面，上海人的“单位属性”也因此变得坚韧。在很大程度上，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型并不成功。这其实是发展阶段使然，不值得大惊小怪。
       为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这些年的医疗、劳动就业和养老金发放等在不同程度上社会化了，但上海人并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人”。人们与社区的关系依然是淡漠的目前，居民与街道或居委会的关系局限于以下几种：退休职工享受社区提供的体育文化设施；失业者、下岗者、社会救助对象领受相应待遇；由社区组织的某些志愿者活动 本来应该成为人们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社区，多数居民，尤其是在职职工，与之并没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没有关系社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居住的场所。
       其中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上海人的主体对街道和居委会为表现形式的社区还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者，共同体也。但是，上海人眼中的街、居体系肯定不是他们自己的“共同体”。
       那么，他们心目中的“共同体”是什么呢?在一个先进社区，一位仁兄坐在他的家门口、突然他发现门口不知什么时候被扔下了一袋垃圾、又愤填膺的他马上打电话给居委会，要求派人来将这袋垃圾弄掉。果然，居委会来人了。那位居委会干部在提走垃圾袋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你就不好自己把它处理掉?”谁知这位仁兄振振有辞：“这是你们居委会的工作，你们做好了是有奖金的。”
       那位居委会干部满心委屈，一直到向笔者倾诉时还难以理解：“明明是大家的事情，他这点小事也不愿做，这种人怎么这样自私。”确实，在这位居委会干部看来，这位仁兄太缺乏公德了。
       确实，从任何角度看，这位仁兄的行为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问题在于，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怪胎。这是我们感兴趣的。在许许多多原因中，有一个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单位观。在这样的市民眼中，街道、居委会等无非是诸多单位的一种，而不是什么“共同体”。于是，我在自己的单位，你在那个叫做街道和居委会的单位，我有自己的工作，你干的是另一种工作。当然，对于这种典型的小市民，更重要的是“工作干好了”要拿奖金。在单位里，他干好了有奖金，在社区，他认为也应该根据奖金由谁获得这一点来区分责任边界。于是，他的荒谬就有了道理。
       问题又回到了边界观上。对这种人的乖张行为，仅仅气愤是没有用的，探究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平心而论，我们的街道机构确实具有一个单位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我们的居委会干部也确实享受着“全民所有制事业编制”的待遇。反过来，街道和居委会的运行机制也确实与一个共同体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社区机制还是缺失的。正是这种缺失，助长了小市民的自私和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