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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崛起的最大争论是这一崛起过程是否会对地区和世界造成不可避免的威胁，从而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并引发难以控制的大国冲突、甚至战争。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结论并不是由“中国经验”产生的，而是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和认识权力关系的基础内容。“中国崛起”如果能够真正走出一条和平的道路，显然，这代表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经验的颠覆。正因为如此，中国崛起才具有如此重大的震撼力，从而使得围绕着这个命题的争论可能还仅仅是刚开了一个头。
       中国崛起的另外一个争论的动因，是美国强烈感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对其现有霸权地位和利益的冲击。这种利益驱动的关注远比理论驱动的争论复杂和尖锐得多，因为这不仅涉及当政者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也涉及西方政府在价值上对中国的排斥。因而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争论背后，有着出于保护私利需要而对中国未来的警觉的、难以掩饰的价值动机。
       1993年围绕着世界银行以购买力评价(PPP)标准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出现的中国经济实力排行世界第三位的报告，以及欧佛霍尔特(William H．Overholt)对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的断言，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波的“中国威胁论”。最开始的这两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都对中国的未来持积极的看法。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Kristof)在1993年《中国崛起》一文中，提出了两个理论性的命题：一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必然要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更多的权力；二是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内在特点不稳定的国家，如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很强，但一直深受西方伤害，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一直有被排挤、欺负和受伤害的“巨人的痛苦”。克里斯托夫的结论仍然认为中国将来不太可能是一个“侵略性的、不负责任的国家”。
       然而，世界银行报告的惊人数据、欧佛霍尔特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大胆预言和克里斯托夫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在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三份材料最大的震慑力，是它们描绘了一个将在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这使陶醉在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的喜悦中的美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美国朝野在“政治倾向”层次上产生的“中国威胁”看法，成为主导90年代美国有关中国问题辩论的最主要的分野。
       在1993年，“中国崛起”还并非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只能说是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所带来和展示出的某种潜力。“中国威胁论”接踵而至，最重要的原因是受1989年“六四事件”的影响，美国的“中国视角”普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六四事件”使中美两国的人权和制度对立问题在美国的中国政策中尖锐化和模式化了。虽然老布什政府在“六四事件”之后仍竭力想要推行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但美国国会、媒体和人权组织都强烈要求白宫说明人权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基本定位。人权问题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中国威胁论”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多样化的利益背景和多元化的利益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常常在中国问题上有相当不同的看法，美国国会又需要不断制造理由来干预白宫的中国政策，美国舆论更是把中国问题视为表达美国人民看法的重要领域。“中国威胁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必然产物。
       其次，很多美国人、包括政治精英都对中国所知甚少。美国公众和政治人物对中国的看法经常在两个极端上摇摆。要么是尼克松访华后在对苏冷战的时刻，美国人突然对中国有一种多了个“帮手”的天真、简单的同情和好感，要么就是1989年后一边倒地认为中国是一种“邪恶”。这种对立的、非常极端化的中国观直到90年代中期都没有改变过。大多数美国人之所以不了解中国，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并不重要，以至于中国问题在向来以功利主义著称的美国没有多少需要曝光或者认真看待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从一开始，在美国人看世界的“余光”中，中国就是一个落后、神秘、古怪和另类的国家。这种印象几乎根深蒂固。
       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地按照西方的制度原则和社会结构来判断和衡量中国，按照美国人所认知的“常理”来认识中国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偏见很深的人士就直接叫嚷“中国威胁”，而严肃的学者至少认识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中国能否顺利进入“后邓小平时代”、平稳渡过权力交接，中国的内在社会关系紧张将如何克服，以及中国未来做什么样的政策选择，等等。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并不必然就是“威胁”，但“威胁”至少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结果。他们从西方学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角度出发，同样难以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准确和积极的勾画与预判。如沈大伟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磨损”、犯罪直线上升、年轻人异化、知识分子反叛及“拜金主义”盛行，国家权威的下降和道德水平的堕落是根本原因。然而，这些问题事实上也可以解释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个人权利自由和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不同的政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局势的判断。
       从对中国抱有偏见的角度出发，这些变化不仅被视为是中国政局和社会动荡的表现，更是中国对外政策有可能受国内危机影响而变得更具有“威胁性”的前兆。为此，鼓吹“中国威胁”的有些学者甚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要么认为国内关系的紧张将使中国崩溃在所难免，所以一个“即将”崩溃的中国的威胁性也就自然降低了；要么从中国的强大的“威胁论”转向中国“衰落”的“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崩溃同样将给世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至少中国未来的前景存在很大的脆弱性，中国对世界的威胁始终都难以消除。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没有可靠证据显示“中国威胁”，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威胁论”也被夸大，但并不等于中国不是“威胁”。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最好的结果无非是成为一个“二流的中等强国”。西方国家不需要太把中国当回事，只有这样中国才会认真实行“西方希望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这种从所谓西方人的“常理”出发来认识和判断中国问题，当然难以避免扭曲和偏差。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美国人要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最好是首先改变他们所通常认为的“常理”。
       90年代“中国威胁论”观点的第三个特点或者说是第三种状况，是基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展不确定的现实而产生的“威胁意识”。这是一
       种立足于美国自身利益，需要找到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的下一个敌人，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能更好地有所准备而在思想上做出的必然反应。在美国冷战后将要面对的不确定世界所产生的新威胁中，无论是在安全理论上还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新定义上，中国都是一个不可能漏掉的、最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威胁的对象。
       冷战结束后，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美国来说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因为冷战结束得太快，美国还来不及为国际体系的过渡做好准备。正如乔治·凯南所言：“冷战的结束，把美国推到了一个似乎还缺乏存在一个重要的敌对大国的世界，很明显这也给美国人提出了谁将是美国最重要的敌人这样一个只有少数人准备好回答的问题。”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是美国政治评论员诺曼·奥斯坦因提出的问题：“什么应该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一个已经不再有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世界上应该做的事?”在只有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世界里，美国的战略终究应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困扰美国的话题。这种困境正如基辛格所言：“失去了需要与之奋战的敌人之后，美国就像‘飘荡在新世界汪洋中’，比曾经历的20世纪任何时期都要安全，但却没有了要去完成的使命。”
       为此，美国一方面积极着手制定冷战后新的全球战略，继续维持与巩固美国在单极世界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则开始寻找新的“敌人”。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看来，无论是拒绝“民主化”进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特点，还是缺乏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军控与裁军制度的热情，中国都是美国潜在的最重要的“敌人”。虽然在官方政策上，美国仍然维持了对中国一种模糊的“非敌非友”的关系，但美国的东亚地区安全战略的调整，很快围绕为了防范和遏制中国这个最有潜力的“敌人”来进行。
       首先，在地区安全方面，美国认为“后霸权时代”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出现一个在区域层次上对美国利益的直接挑战者。随着两极体系的崩溃，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两极体系的崩溃导致美苏全球战略对抗结束的同时，在区域层次上留下了新的权力真空。如果出现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那样的地区性扩张国家，不仅排斥美国的利益，而且也将实质性地损害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这种新挑战者出现的过程，就是美国的战略研究者们所说的“地区层次上的多极化过程”。如果美国无法对这个过程以有效遏制，新的活跃的地区力量将必然把挑战的矛头指向美国。即使不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地区性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过程，也必然是损害美国既得利益的过程。
       美国的基本对策是，一方面在全球进行战略调整。由于不再需要面对苏联的战略压力而保持前沿战略力量对峙，美国开始减少在欧洲的驻军，撤走在欧洲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关闭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降低在亚太地区的驻军规模。另一方面，美国继续保持和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体系，维持前沿驻军，加强对如中东地区的全球战略节点地区的军事存在。通过重新对欧洲和亚洲承担安全义务的方式，一方面继续保持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网络体系，保证美国能随时介入和干预地面冲突，继续实行冷战时代能够同时打两场战区战争的防务力量配置；另一方面，用威慑来防范新的地区安全的挑战，防止出现针对美国的地区层次上的军事和战略挑战。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重组过程中，中国是美军主要的防范对象。而在东亚，中国更是美国军事和战略力量的首要对象。现任美国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助理的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兰·弗里德伯格在90年代初就曾断言，美国是否能继续成为亚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能继续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投射在亚洲地区。
       自克林顿政府起，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开始确立为防止出现一个新的如苏联那样和美国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军事力量，并能与美国在同一层次上较量的“同辈竞争者”。美国认为，中国不仅最具有潜力成为这样的战略竞争者，而且与西方或东方同样具有潜力的竞争者相比，中国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国家。例如，在后冷战时代有关欧洲政治走向问题的探讨中，多数学者都反对欧洲将重新回到不稳定的多极时代的论点，认为欧洲国家特点的变化、欧洲一体化进程所形成的欧洲传统大国之间制度化的紧密联系，以及战争在成本和收益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使欧洲即使继续强大，但也不会让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重新堕入强权竞争的多极化的、不稳定的过去。因为这些欧洲大国都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典范，有着成熟的权力制衡机制，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已经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欧洲联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些欧洲变化的新因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通常也被称为是“非结构因素”，它们同样能说明强国的兴起并不必然导致不稳定和冲突。
       然而，当美国的学者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审视中国问题的时候，却无法得出他们对欧洲冷战后未来的同样结论，也无法将亚洲与冷战结束后的欧洲等同。换句话来说，美国学者对欧洲和亚洲进行比较研究，对亚洲所得出的结论相当悲观，认为冷战后支撑美国对欧洲有乐观看法的经验和理论依据完全无法适用于亚洲。因为在一个两极体系对抗的主导因素突然消失的亚洲，地区各国必然为了财富、威望和权力展开新的权力角逐，包括进行军备竞赛、在领土问题上威胁诉诸武力而极可能引发新的地区冲突。失序的东亚局势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种本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这时面临着要么“选边”、进行干预性的战争，要么随着地区强权的崛起、面临着自己被“逐出”亚洲的命运。而这两点都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为避免这种困境出现，美国必须继续维持在东亚的驻军和军事同盟关系，在战略上遏止“中国威胁”和重新承诺对东亚的地区安全责任。
       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向后冷战时代过渡，从一开始就是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尽管美国和日本在贸易摩擦和经济竞争上存在冲突，但美国认定日本是一个“瘸腿”大国，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及宪法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限制，让日本无法单独发展成有效制约中国的独立战略力量。特别是中国基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对日本的“不信任”，一旦美国无法对所谓“中国崛起”保持一马当先的战略戒备，美国在东亚战略势力的弱化将会直接引起中日之间的冲突而使美国面临更大的消极后果。而美日在价值、制度和利益上的高度一致，更让美国认为日本是其在亚洲保持战略利益的“命定的帮手”。但由于日本的军事崛起无法得到亚洲邻国的认同，因而除中国外，美国在东亚找不到其他潜在的、有分量的战略对手。美国所关注的朝鲜和台湾问题也都和中国直接或间接有关。中国不仅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军事力量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工业支持，而且，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似乎表现出了“侵略性”的势头，因而被美国解读为“既有对外动用武力的力量和意志”、又能让亚洲邻国对其动用武力保持“沉默”的国家；并且，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安全努力从根本上就是要排斥美国的存在和打击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冷战后中国在东亚战略结构中地位总体上升的趋势和中国的“反美”战略意图，被美国称为“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东亚霸权国家”。
       通过把中国定义为美国在东亚最大的“战略性威胁”，对美国政府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说服东亚民主国家继续团结在美国的周围；维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使美国在东亚继续保持强大的前沿驻军，保证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侵害和排斥；二是保证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避免被任何东亚国家或者东亚国家的联合而“边缘化”，甚至逐出亚洲。这就需要美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这样的“地区强国”；三是符合美国冷战后继续在东亚和全球推动民主进程的需要，在对中国保持强大的战略和政治压力的同时，通过鼓励中国的经济开放实现中国政治向民主转型的目标；四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凝聚美国公众的价值和意愿，减少美国东亚政策在国内政治中所受到的批评。说到底，“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充分反映出美国冷战后的东亚战略重建需要首先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战略要求。“如果美国无法清晰地划定敌人和阵营的区别，任何战略的调整都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