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衙门图说》
与以往朝代相比，清代衙门具有官署设置上的大衙门化、权力结构上的“寡头化”，体制运行上的法律化，衙门风气的卑劣化等四大特点。
《清代衙门图说》一书从细节入手，以地方州县衙门为核心，对清代衙门的概况及实际运行状况，特别是运行背后的种种隐蔽的潜规则做了较为深刻的阐释，揭示出清代衙门风气日益卑劣化的制度性根源。
衙门自有一套运行规则，但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关系链”。下属没有上司的保护不行，封疆大吏必须有更硬的京官做后台才能坐得稳，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说白了就是做官必须有靠山，因此上下交结，官官相护成为衙门精神的要义。乾隆时最会“办供品”的两广总督李侍尧就对他的下属们公开讲，看我做总督风风光光，实际我也要送礼、要进贡，不然的话，台面倒了大家都不好办，因此，我也需要大家来帮衬。话说得再明白不过。
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
顺治时有一位给事中，叫任克溥，他谈到当时的官场风气是：官员十分精神，只有三分办政事，七分都用来奉迎上司。按说，送往迎来本来是小事情，但有的下级官员往往因为招待不周而受到上级的羞辱；京官与地方官交结，拜谒纷纷，这本来是朝廷屡加禁止的，但有的官员因为疏远上司而被谴责；馈送礼物更在严禁之列，但上司往往以交往的疏密、送礼多少来定下官的优劣。官员精神有限，竭尽心思，奉侍上官还唯恐不周，哪有时间处理政务呢?顺治皇帝也承认，下级官员把所有精神都用到钻营结纳上，“大僚之好尚，惟在乎位高多金”。
天下最繁忙的衙门，莫过于州县，父母官们即使每天勤勉公事，还唯恐精力不济，但决定他们升迁的往往并不在于“勤勉公事”，而是看他在上司面前走动得是否勤，送得是否多。省会所在的附州、附县，每天就是一件事：侍候上司，围着上司转，规矩是从上面传下来的，即为大人请安。因而自辰时到申时，片刻不离上司身边，上司也认为这样的官员有才能，而那些谨慎的官员，尽管留心民间疾苦，但因为不会逢迎上司，也免不了因此受到处罚、降级。
在关系影响升迁，尤其是下属的命运掌握在上司之手时，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巴结、逢迎、献媚、送礼。乾隆八年(1743年)，陈宏谋任江西巡抚时，当时官场风气还不像后来那样卑下，但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也说：“官场陋习，上下衙门终日忙迫，究竟实在及民者甚少。下属只求上司刮目看顾，不问自己能否尽职，此官场人鬼关头。”“一遇民事，惟思迎合上司喜怒如何，至于小民利害，则前后更不暇计。”由于时代的不同，我们无法确切清楚陈宏谋所说的“鬼关头”是何意，大概是不可救药的意思吧。自乾隆末年始，官场中人不顾廉耻，有堂堂的尚书、侍郎屈膝宰相(大学士)门前的，而大学士、各部长官也很不要脸，尽管年龄可以给王爷当爷爷、做父亲，却甘心拜王爷为老师，自己做门生，还有的交结宰相的仆从，而且终日与之为伍，目的就是为了巴结上宰相。
关系的厚薄、远近完全能左右官员的行为。连“代表”国家公正的科道言官，上书弹劾某个人，都是受人指使，并非从公出发。督抚也是如此，明知某个州县官为官不善，但一定在私下揣度这个人有没有权要相托，是否有更硬的后台，如有嘱托、后台，即使不称职，也不敢纠参。
七分交结，还要动真的，不能只做表面文章。据《
郎潜纪闻二笔》记载，乾隆年间，一位官员向权贵献媚，他的妻子最初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妈，后来见于敏中势力衰落，又经常前往尚书梁国治家，踪迹十分亲密。纪晓岚为此写了一首诗嘲讽道：
昔年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
赫奕门庭新吏部，凄清池馆旧中堂。
郎如得志休忘妾，妾岂无颜只为郎。
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
相传在严寒冬月，梁尚书早朝时，这位官员的妻子先把梁尚书的朝珠在胸中温暖，并亲自为他挂上，所以上朝回来还带有乳香。
道光朝有个翰林出自陈官俊门下，陈的妻子去世后，这位翰林亲自撰文祭告，其中有“丧我师母，如丧我妣”的话。后来，这位翰林的妻子做了许乃普的义女，因而有讥讽他的人，集成联语贴到他家门外：
昔岁入陈，寝苫枕块；
昭兹来许，抱衾与裯。
这两件事大意相同，一诗一联，都是讥讽那些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卑劣行径。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清代防范官员的法律、条例越来越严密，为了少受处分，他们只能无所作为，整日为逃避“文法”而绞尽脑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就成了最普遍而又最无奈的官场风气了。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省则例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有三个大弊：吏也、例也、利也，听任吏胥挟持条例用来牟利，仅此三大弊就足以导致天下大乱。这些条例就是法，制定之初也是为了治天下。但后来订立的条文越来越细，有的与本意若声若合，后来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最终则是郑声谵语，不知所云，与立法的宗旨大相背谬，偶然被人道破，无不哑然失笑。他断言不把这些条例一把火烧了，“则天下不治”。说到底，这些多如牛毛的条例本来是防范官员欺饰，结果不但“导其欺，且以逼其欺”，对治天下有害无益，成为胥吏谋取私利的渊薮所在，“凡户、工二部纪银钱之书，皆胥吏舞弊之书也”。国家对中外衙门官员，一定用条例来束缚他，而且用不确定的例案来束缚，是怀疑大臣而信任吏胥!因此官员们只能“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乾隆帝曾有个“理论”，就是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这是对最高级别的大学士来说的，但却有一种示范效应，因而大小官员都学会了循规蹈矩。据说曹振镛写的奏折全用小楷，细细密密，工工整整，文如其人，一时形成风气。因此，整个帝国弥漫着“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的氛围，而这些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辈，国家无事天下太平时尚可，如果有大事变，要指望他们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惜身家，无异于缘木求鱼。
曾国藩也说嘉道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外官的两大通病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装头盖面，剜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问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全，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他预见说，将来一有艰巨，国家肯定会有缺乏人才之患。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禾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
人”。有人辩解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但由于有各种处分条例，为了让乌纱帽戴得牢，就只能像曹振镛那样“多磕头，少说话”，或者像郑板桥说的那样：难得糊涂!
做官要会说“官话”
清代官场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宰相明训”，这对于已爬上高位的比较适合，而对于那些正在官场金字塔上艰难爬行的人，就不能少说话，而且必须嘴要甜，口齿要伶俐，要会说官话。
勒保是嘉庆朝名臣。任四川总督时，有一次觐见，嘉庆帝与他拉起家常，问道：“你们做督抚的，僚属中间哪一等人最讨便宜?”勒保不假思索，回答得十分干脆：“能说话者最讨便宜。”嘉庆帝对勒保的回答深表赞成，说：“是啊。工于应对，有才能的人更能表现他的长处；即使没有才能的人，也因为口才好掩盖自己的短处而展示长处，虽然事后觉察，但当前已被他蒙混过去了。再者说来，政事不依赖上奏、汇报就不能畅达，有极好的事，往往会被不善词令的说坏。这就是圣人所以设有言语一科啊。我每当遇到那些朴实无华的官吏，一定让他们把话说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勒保回来后，还将嘉庆帝的这番话到处宣扬。
言语说话是这样，公牍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在上报的公文中用“毫无疑义”四字，结果招致上司驳回，一再往返后，他将“毫”字改为“似”字，上司立即通过，但因此花费很多钱，被时人称为“一字千金”。
会说话更多的时候意味着不能讲真话，要说假话，做官样文章。据《
庸闲斋笔记》记载，同治六年(1867年)，陈其元代理南汇县令时，先与道员商谈掩埋暴露各处尸骸的事，正在此时，巡抚、布政使司接连发文要陈其元办这件事。陈尽心尽力，亲自到南汇所属的城乡远近各处，直接经办。历时3个月，共埋葬4万多棺，但因故还有1万多具尸体没有掩埋。陈其元将实际情况向巡抚、藩司作了上报。同时另有一县，仅掩埋1700棺，上报时却说“境内悉数葬尽”。后来藩司下文，认为掩埋1700棺的县令办理认真，为此记了大功；而南汇县因为还有1万余棺没有下葬，陈其元被申饬一番。当初，陈上报时幕友本来粉饰其词，以“掩埋净尽”作为初稿，陈却十分认真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下一年就不能再办，这1万多尸柩最终将暴露在外。”经历这件事以后，陈其元终于相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饰之语”。
一个地方官送“别敬”的账单
做大官、任肥缺要出更多的钱，这早已是清代官场尽人皆知的秘密。而有些惯例或潜规则，官员也必须遵从。如地方官向京官送“别敬”就万万不可少，而且越到后来，数目越大。张集馨在他的自编年谱里详细记载了他于道光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两次进京送别敬的花销。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时任福建漳州道的张集馨，因其继父去世，回江苏仪征家的路费都没有，向人借贷后才上了路。道光二十五年年初，张集馨补授陕西督粮道，这是个肥缺。他自去年秋天到了京城，一住就是四个月，不但带来的近千两银子已全部花光，而且，按照他的说法，“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没有钱，只好托关系，大举借债。通过编修龙兰簃向广东洋行借了9000两银子，利息还算比较低，是9厘。这还不够，又从包怡庄那里借了1000两；从汪衡甫同年那里借了500两，利息2分；借江翊云同年500两；借西人项5000两。在京城的短短几个月，包括买礼物花了几百两银子，共用别敬1．7万两。“而就道盘川无几矣”。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到京谢恩。这次送的别敬是：军机大臣，每处400两，当时是7位军机大臣，除赛尚阿没有收，6位军机共2400两；上下两班章京，每位16两，有交情的，或者在京代为他通信办奏折的，80～100两不等；六部尚书、都察院长官各100两，侍郎、大九卿50两，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一概都要应酬，共用别敬1．5万多两。
这两次送的别敬就用去3．2万两银子，而四川按察使的一年养廉银是4000两，粮道的养廉银也不超过5000两，那么，其余的银子从哪里来呢?主要是“肥缺”的陋规所得。张一再称自己廉洁自律，在当时他也确实算得上能够自律，但尚且如此，其他可以想见。